不过，在当地，中国军人的作风绝对是有口皆碑的。李福明用了“羡慕”这个词来形容外军士兵对我们的感觉。

“在我们的军队里，官兵是平等的。”李福明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外军的军官住在和我们一样的房子里，但是战士全部住在帐篷里。你可以想象，在非洲那种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下，住帐篷是非常难过的。而我们，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住在那种活动木板房里，相对来说是很舒适的。”

另外，中国军人整齐划一的作风也给外军的官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的宿舍都是开放的。外军来我们这里参观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被子叠得四四方方，水壶也挂得很整齐，营院布置得非常正规。”李福明觉得，这些绝不是简单的细节，“从这些小事里能看出我们的军人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军队管理是非常正规的。”

除了工作上的交往，队员们和其他国家的士兵在生活上也有很多交流。“我们在营区里组织卡拉OK比赛，会邀请他们来参加。赶上某个国家的国庆日，他们也会邀请我们过去参加联欢晚会。”

通过交流和相互了解，大家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我们出去执行任务要在外面过夜，有时可以不带帐篷，外国的维和部队都很友好，他们会帮我们准备生活用品。”

李福明告诉记者，他的队员们现在英语讲得都很不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3个专业翻译特别抢手，大家都争着找他们帮忙。3个月以后，他们就闲下来了。队员们已经能和其他国家的战士做基本的交流了。”

带枪进军营无疑是一种示威和不信任，这样的行为让在场的中方队员心里都有点不舒服。

和如此多的外军官兵打交道，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遇到矛盾，仅仅靠友善是不够的，更需要斗争的智慧。李福明和联利团中的一位外国少校就是“不打不相识”。

有一次，这位外国少校到营区来和李福明谈工作。李福明走进会议室的时候看到他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腿上还别了一把手枪。带枪进军营无疑是一种示威和不信任，这样的行为让在场的中方队员心里都有点不舒服。面对这个趾高气扬的外国军官，李福明也没客气，“少校先生”，李福明的口气柔中带刚，“您现在是在中国的军营，您的安全应该由我们来负责保障。我想，以我们的能力，您对自己的安全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下次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请您不要随身带枪。”果然，下次这位外国少校来的时候就没再带枪。

后来，随着联系和交往的增多，这位外国少校和李福明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利比里亚，我们第一次在刚刚打完仗的那种环境中开车，而在国内搞演习和训练都只能假设那样的环境。

在利比里亚维和的那段日子，李福明没少吃苦头。仅仅8个月的时间，他整整轻了12公斤。2005年7月21日，从降落在首都机场的飞机舷梯上走下来的他，变得又黑又瘦。8个月的操劳，让这个硬汉子身心疲惫，但不得不承认，正是这段经历，给了他全新的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

回国后，李福明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一些惯性思维和做法。“我们国家这些年一直处于和平时期，几十年都没有打过仗。”这一点他深有感触，“从我们运输部队来讲，真打起仗来不可能让你在平平整整的马路上开车。在利比里亚，我们第一次在刚刚打完仗的那种环境中开车，而在国内搞演习和训练都只能假设那样的环境。”在利比里亚，后勤保障、应急方案都是按照实战的要求来部署的。这种锻炼让队员们受益匪浅。战士们开阔了眼界，锻炼了处理各种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用李福明的话说，“小伙子们现在有那么点‘处变不惊’了。”

从武器装备的角度来讲，李福明觉得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我接触过英格兰的快速反应部队，他们的装备非常先进，虽然我们带去的装备也是国内最先进的，但我感觉在这方面和他们还是有差距的。”

除了技能和装备，对李福明影响最大的是他接触到了一些全新的部队管理理念。比如，在我国，管理士兵的工作是由军官来承担的。而在很多外国军队，是军士长负责带兵和管理部队的，而军官只管作战和指挥。“这样，军官就可以把精力集中起来研究指挥和作战。”

“总的来说，我们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刚刚起步。相比之下，很多国家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的时间要比我们早，派出的人数也比我们多。比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利比里亚就有将近三千人。”在李福明这位走出国门的中国军人看来，“我们应该尽量多参加联合国的维和任务，让更多的战士能走出去，这对我们了解外军、开阔眼界和锻炼部队非常有意义。”(本专题摄影温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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