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南和缅北

Ⅰ

不知为何，在启程前往滇西南和缅北高地之前，我的脑海总是浮现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小说《黑暗之心》里库尔兹（Kurtz）的幽暗形影。库尔兹，一个19世纪末年的欧洲殖民者，一个原以为会把文明带进野蛮地带的梦想家，一个手握变革、征服、贸易、屠杀和上帝福音的先驱，被刚果河岸一群非洲土著崇敬为神。他的身边象牙成堆。他的嘴里谶言般呓语连连。在无限黑暗的噩梦般的心灵搏斗中，他癫狂而迷乱。

经由美国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Francis Ford Coppola，1939-）的改编，小说《黑暗之心》的前殖民时代非洲刚果场景在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里，被置换在了后殖民时代东南亚的越南和柬埔寨，临近我将涉身而入的滇西南和缅北高地 。那里，在北回归线附近，一样的热带季风气候，一样的茫茫雨林，一样的远离现代文明停留在远古蛮荒巫术信仰时代的土著居民，既令人神往，又让人恐惧。

越战期间（Vietnam War，1955-1975），美军上尉威拉德（Capt. Willard）接受一项使命：寻找并除掉叛徒库尔茨上校（Col. Kurtz）。库尔茨上校，美国前特种部队“绿贝雷”军官。他选择叛变，而不是效命疆场。在柬埔寨边境地区，他创建一支秘密军队，成立一个独立王国，同时与北越民族解放阵线（NLF）和南越军队作战。威拉德率领四名士兵一路沿湄公河而上。途中，他目睹了战争的种种暴行，目睹了无论美国士兵还是当地居民因长期战乱而滋生的精神扭曲和种种荒诞行为。仅为享受旭日阳光下一次优美河道上冲浪机会，西部牛仔式的中校基戈尔一边播放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的交响乐《女武神的骑行》，一边指挥空军针对一个NLF村庄狂轰滥炸，最后撒下一串凝固汽油弹，令其陷入火海。

战争会让人变成一种超现实动物。

最终，威拉德到达库尔茨上校的大本营，丛林深处一座矗立着巨大石雕神像的庙宇旧址，夜色和火光掩映，彷如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小说里那以梦造人的魔法师栖居的满是石虎和石马的圆形废墟/火神庙宇。

美国演员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1924-2004）以他无可比拟的天才演技，再现了康拉德在其小说《黑暗之心》里赋予库尔兹的那种奇特声音。他朗诵着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的诗歌《空心人》——

正是马龙·白兰度那种沙哑而摄人心魄的独白，仿佛一百年前非洲刚果河岸那个临终殖民者的最后回声：“库尔兹讲述了。那声音！那声音！深沉延续，直至最终。那声音保存他的力量，进入他那心灵深处以无比壮丽的滔滔雄辩隐藏起来的荒凉黑暗。”

被土著崇拜为神的库尔兹上校竟然欲求一死，暗示威拉德将这片雨林深处的黑暗之地/野蛮王国炸为平地……趁着土著在剽牛献祭中狂呼迷醉，威拉德逼近库尔茨上校，举起砍刀。

仿佛在时间之外，科波拉以电影的魔术，予我启示，以便我透过康拉德深邃的凝视之眼，在空间上更为贴近地洞察滇西南和缅北高地。那里有无数威拉德——我也将会成为其中之一，企图寻觅真相，间或欲望勃发，差一点迷失自己。那里有无数库尔兹上校，他们仿如藏传佛教中一头三面的护法神，一面是共产主义先知和民族主义英雄，一面是独裁者，另一面则是疯癫精神病人。那里罂粟遍野，土匪流窜，那里有大大小小近三十个反政府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势力（简称“民地武”），其中一支活跃在缅泰边境由五百名配备自动步枪的克伦人（Karen）武装——“上帝圣山战士”（Soldiers of God's Holy Mountain）——其领袖竟是一对十岁孪生兄弟，当地居民认为他俩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魔力，而这只是经由古老神话变形而成的现代幻觉。叛乱中的缅北高地，前后两代中国人——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军和“向世界传播革命”的共产主义知识青年——牵涉其中。在那片被旷日持久的贫穷、坚固如铁的军事独裁和亘古不变的莽山丛林与世隔绝的土地上，古老神话无处不在，现代幻觉比比皆是。那里的军阀/毒枭富可敌国，那里的赌场遍地黄金，那里的色情业和艾滋病形同洪水，那里，毒品和枪支泛滥，绵延半个多世纪的战争硝烟，毫无止息……

那里，半个世纪的革命印证了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的惊叹：“革命竟然只会导致平庸。”

多少年来，经由媒体报道和民间传言的渲染，让很多人一提起缅北高地，便会顿然感觉那里的黑暗之心残破如同黑夜君临的大海之上泄漏喷涌的石油，漫延开来，无远弗届。

而我对媒体报道早已不再信任，对民间传言腐蚀理性之事，更是拥有一种后天性免疫力。不是出自直觉或宗教性的神秘主义，而是由于见识，我相信，必有光，隐喻意义上的光，凭空等待，或者，业已照临。我不会像法国新小说派（Le Nouveau Roman）领军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 （Alain Robbe-GrilletAlain ，1922-2008）那样，写一篇纯属虚构的《金三角回忆》。事实上，缅北高地是金三角的延伸，从大其力——缅甸、老挝和泰国交界的三角形地带——开始。金三角地区和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边境的金新月地区，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交界的银三角地区并称世界三大毒品源，每年生产的毒品源源不断涌向世界，吞噬亿万人腐烂的肉体和心灵。

金三角是冒险家的乐园，人类的索多玛城。军阀和毒枭——坤沙、罗星汉、彭家声、鲍有祥等——制造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组织装备精良的地方武装，公开对抗缅甸、泰国等中央政府。缅甸境内产毒最多的两个地方势力，掸邦第一特区果敢和第二特区佤邦，如今随处可见禁毒标语。但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公布《2014年东南亚鸦片调查报告》显示，缅甸和老挝鸦片种植面积达到63800公顷，自2006年以来连续八年呈扩大趋势。缅甸仍是仅次于阿富汗的全球第二大鸦片生产国，整个金三角地区鸦片生产量已经占到全球鸦片总产量的22% 。

行走，经历，体验，回忆……然后，讲述。可是，在讲述之前，我却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厌倦，就像阿兰·罗伯-格里耶在《金三角回忆》结尾描写的那样：“一动不动，我如是说，孤独地与断断续续的水滴声相伴，水在缩小的空间里徒劳地流淌，我说……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❷

Ⅱ

去年夏天，经由兰州凤栖梧书店老板马寅桦撮合，我与几位回族穆斯林朋友同去土耳其旅行，为的是一探那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奥斯曼帝国在步入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如何向世界展现伊斯兰苏菲主义（Sufisim）的平等宽容精神。中东那些以人体炸弹和冲锋枪屠杀平民的阿拉伯穆斯林，给伊斯兰在原教旨主义里的宽容精神注入种族仇恨，从而为那些对伊斯兰教义和历史不甚了解的人，提供了污蔑和攻击绝大多数温和穆斯林的口实。在土耳其，我们受到苏菲主义支派葛兰运动组织（Gulen movement）成员极其热情的款待。他们是土耳其的中产阶级，家境殷实，具有国际视野，保留着奥斯曼帝国的自信，积极推动土耳其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与犹太教徒、基督徒甚至中国的佛教徒展开对话，并在非洲和中亚贫穷落后的国家建造医院和学校。相对而言，中国的回族穆斯林就显得颇为保守，在错综复杂的派系和历史仇怨里，很多人既排斥外族文化，又在地域和教派之间相互排斥。伊斯兰这种普世宗教在某些底层回族人眼里，几乎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印度教和锡克教那样的种族宗教。

结伴而行的几位回族穆斯林朋友，除了林阿訇常年游走印尼、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宣教之外，还有两位生活在云南，其中一位，矿产商人马俯，长居滇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边境以远，就是老挝和越南。1970年代，当越南和柬埔寨这两个共产党国家撕破意识形态的假面，因长期种族冲突和相互怨恨而爆发战争时，居于冷战铁幕另一侧的西方人袖手旁观，幸灾乐祸。其后不久，越南和中国这两个共产党国家又爆发战争，此时，西方人已经开始感到悲哀。铁幕尚未坍塌，共产主义阵营却已同室操戈。

此次行走滇西南，让我恍惚觉得，这是去年夏天那趟新疆之旅的绵延，虽然两者间隔着如此广阔的内陆，却让我没有丝毫中断的滞涩之感。在那趟伊斯兰文明之旅跌宕起伏的山路上，这是一次逐渐减缓的下坡，一个缓冲。经由这次缓冲，我将进入原始巫术的丛林，进入佛教上座部文明的保留地，进入基督教文明时而浓烈时而暗淡的延伸处，进入汉文明的末梢。

云南回族穆斯林最早是在公元13世纪作为“探马赤军”，跟随成吉思汗蒙古人征战的马蹄，从西亚驻防和戍边而来。他们的饮食——牛干巴和羊乳饼——至今仍能管窥蒙古游牧族舌尖上的味蕾。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又有好几万江南回族穆斯林战士屯垦云南。历史上，穆斯林或许是最勇敢的战士。难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会说：“伊斯兰教是武士的宗教。”“其固有的（战士的）宗教性格只有在受到苏菲派教义的渗透之后，才能经历知识主义的突破。”❸它不像佛教——“贵族的宗教”——那样，会让自己的追随者在面对强权时，引火自焚，以决绝勇气完成遁世主义式反抗的最高逻辑目的——涅槃（nibbānadhātu）。

Ⅲ

穆斯林和基督徒一样，以征战、经商、宣教和求知的热诚，仿佛丝线一般，把世界上分散各处的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随着旅行次数频叠，随着见识日益辽阔，我也开始感受到印度上古神话中那个关于宇宙乃因陀罗之网的描述：整个宇宙，就是一张巨网，上面交织无数线路，每一连接点都是一枚钻石，每一枚钻石，都有无数面向，恰能反射其他钻石的面向——就如无边无际的镜厅——各个钻石之间都有难以言喻的交互关系。触动因陀罗之网的任一部分，都会激起涟漪，不管有多微妙，最后都会波及其他部分。

我必须攀援着因陀罗之网上的丝线，才能进入更幽深也更广阔的那片黑暗之地。

马俯在伊斯坦布尔跟我隐约提及，他和朋友曾去缅北跟“民地武”领袖做过生意。在缅北掸邦第二特区佤邦，发现了世界最大锡矿。在克钦独立军（KIA）控制区，出产质量最优的翡翠。在萨尔温江河谷，则是大片罂粟。对于缅北高地，除了新闻媒体上报道的果敢、克钦和德昂的战争，除了寄居在中缅边境上成千上万的战争难民，除了毒品和枪支泛滥的金三角历险故事……还有什么呢？在此纷纭表象背后，我们是否有必要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切呢？是否真有一颗黑暗之心，暗含厌憎之魅，在深暗丛林里发射仇恨的能量，让每一个走进那黑暗之地的人变得疯狂？

寻找答案必得沿历史脉络溯源而行。滇西南和缅北历史，对我而言，陌生得彷如黑洞。于是，我飞往昆明，转乘长途巴士，去找马俯，希望他能牵针引线，帮我抵达那片“黑暗之心”的腹地。

Ⅳ

马俯家在沙甸，一个只有一万多人的镇子，背靠一座丘陵，面对一个遭受污染的水库，一条因工业废水而污浊发臭的河流穿镇而过，河流两岸，某户人家偶尔敞开的铁门里面，你可看见一座优雅的两层或三层楼房和一个绿树成荫的宽阔庭院。很多人因为经营矿产而暴富。沙甸比它所属的资源已经枯竭的有色工业基地个旧市——人称“锡都”——更为著名。一座据说是亚洲最大的清真寺，占地17700平方米，屹立在宽阔广场上，可以容纳一万人同时礼拜。紧邻沙甸的周边村子，还有大大小小七八座清真寺，分属不同教派。源自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宗教极端主义思想，让其他教派的穆斯林感到威胁。当你从昆明出发，乘车三个多小时，开始厌倦沿途灰暗丑陋的建筑，你会突然发现一条两旁栽有高大枣椰树的宽阔大道，直指苍穹之下雄伟壮丽的沙甸大清真寺。

马俯和一位汉族穆斯林开车在路边等我。马俯人到中年，衣着朴素，头发既已花白，说话时会用不停地咂嘴，来表达怀疑、遗憾和不满。那位汉族穆斯林是一个颇有文人气质的中年男子，戴着近视眼镜，慢条斯理的话语中不时漏出江南口音。简短交谈之后，我便感知，他和曾经的我以及我认识的许多皈依藏传佛教的汉族知识分子一样，遭遇恰如英国历史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所谓“内心的困顿”而渴望皈依，却因生命中长期的信仰缺失——儒家文明仅有等级伦理秩序却没有提供形而上学的救赎思想——导致一种对信仰的偏执和狂热。这种信仰的偏执和狂热，常会逾越知识和理性的界限，走向情感和道德的高地。在我看来，在信仰的精神历险中，这种美好的品质既值得尊敬，又须得警惕。

“我来云南已经十五年了吧，”他说。“最初是在2000年的秋天，我移居离沙甸不远的纳古镇。那也是个回族聚居的镇子。我创办《高原》杂志。”这是一份非盈利性学术性民间刊物，常因资金短缺和政治管控而中断付梓。

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过一篇小文，讲述自己初临纳古镇的情景。纳古镇的回族人在与周围汉人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慢慢接受汉人习俗，穆斯林途中相遇，不会互道“阿拉之安宁”的赛俩目，而是问“你要去哪里”或“你吃了吗”之类。他坚持向每一位路遇的穆斯林道一声赛俩目，就像一个执着的传教士。多年以后，他才知道，纳古镇的回族人都叫他“赛俩目先生”。

赛俩目先生搬来沙甸不久。晚上一起饮茶时，他告诉我，那间两室一厅的公寓，是马俯免费提供给他及妻女居住的。这间公寓毗邻清真大寺。高音喇叭一日五次扩撒而出的邦克（呼拜）声，总是破窗而入，让你对按时的索俩特（拜功）难以懈怠。

我住进马俯家斜对面的和平客栈。下午三点，天空中阴云消散，灿烂阳光抛洒整洁庭院。三层楼的客房前面，是两块修建整齐的草坪。一株古榕，倚墙而立，亭亭伞盖。滇南天气，煦暖如春，让我忘记自己刚刚脱离北方寒冷和沉重雾霾。为我办理入住登记手续的女子，一身黑袍裹着她肥胖的身体。在那把头发包得严严实实的黑色头巾里，一张大脸，对我露出善意而羞涩的微笑。中国各地的穆斯林女性大多和土耳其女性穆斯林一样，用彩色头巾。黑色头巾和黑色长袍，显然是瓦哈比派影响的结果。接下来的几天，我将不断受到这张微笑之脸的迎接，她那一身突兀的黑色装束，也不再影响我的情绪。我也越来越喜欢这和平客栈，干净如雪的白色被褥和浴巾，一尘不染的房间，宁静的间有鸟雀喧啄的庭院，除了阳台上一经日晒就会发出刺鼻塑胶臭味的垫子，那可能是为防杂沓脚步在瓷砖地面上发出噪音而设……

接下来的几天，我惊讶地发现，和平客栈只有我一个房客。

只有我一个房客，当地警察在我外出时到和平客栈检查了我的登记信息。这是赛俩目先生告诉我的。一天下午，赛俩目先生与我结伴登山。他说：“警察打电话问我，这几天与我经常在一起的那个外乡人，是谁。”

那个外乡人，是我。他两手空空，在祖国大地上漫游，没什么秘密。尽管如此，警察的眼睛仍然无处不在。尤其在边疆，在临近边境的乡村和城镇，似乎随处都是敏感地带。你毫不经意的一次行走，弄不好就会牵动某根过于脆弱的神经。

Ⅴ

马俯在家中设宴款待我。一同受邀的，还有赛俩目先生，俄罗斯塔塔尔族穆斯林Ruslan Yusopov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位经学院的学生。Ruslan Yusopov的故乡在喀山，“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有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每当乡愁涌起，他总是满怀深情地说，“那里有东正教的圣母领报大教堂，也有库尔·沙里夫清真寺，还有蒙古人的喇嘛庙。”他自幼随着被分配到西伯利亚工作的父母长大，如今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已在沙甸居住一年，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人类学调查。他精通俄罗斯语、土耳其语、英语和汉语。他那总是腼腆害羞的妻子，在一所幼儿园教英语。

中午时分，阳光洒满树影婆娑的庭院。马俯的两个儿子放学归来。他们为繁重的学业所累，早上六时许在家中做完邦达（晨礼），便去匆匆上学，晚上做作业将到凌晨零点。“我看他们这样辛苦，都觉得心酸。”马俯顺着楼梯，一边将饭菜从一楼端上二楼餐厅，一边对我说。

我们围绕圆桌坐定，边吃边聊。马俯的父亲，那位参加过1970年代清真寺保卫战的清癯老人，始终保持矜持庄重的沉默。那两个不满二十岁的经学院学生，一个来自内蒙古包头市，一个来自马来西亚。他们行将毕业。其实，马来西亚那位长相英俊、名叫马晓涛的学生，父母都是云南大理人，在马来西亚打工时怀孕。他属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超生者，一个被祖国遗弃的孩子。“如果那时候我拥有大理户口，我父母将要面临七年监禁，因为他们没有钱缴纳超生罚款。”他说，“于是，马来西亚的一位州长收养我，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穆斯林，收养过很多中国孩子。我就这样成了马来西亚人。”

我问来自包头的那个学生：“经学院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

“想去沙特麦地那大学念书，”他不假思索地说。

“为什么不去欧美的大学呢？”

“没想过……”

“在沙特，那种家族独裁和神权政治下，你能学到什么呢？难道西方的知识不是阿拉的降示吗？”

赛俩目先生补充一句：“沙特连一位大学者都没有产生过，那里只出产石油。”

需要在一个月之后，当我在靠近缅甸的边境线上那些傣族、佤族、拉祜族和景颇族的寨子里，看到那么多无所事事的青少年，在荷尔蒙的刺激下，酗酒、群殴、飙车、未婚先孕，乃至吸毒，我才猛然悔悟，对于这两个经学院的学生，或许我过于苛求。当他们被高考制度这道残酷的闸门，截留在社会利益分配链条的末端之后，经学院为他们提供了伊斯兰的道德训诫、宗教指引和阿拉伯语的交流技能。

大清真寺附设“麦徳莱赛”（经文学校），有着1400多年传统。中国清真寺的经学教育，是伊斯兰学院文化与儒家书院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称为“经堂教育”。主要讲授阿拉伯文法、词法、《古兰经》和《圣训》。出生于沙甸后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的马坚先生，很早就意识到经堂教育的种种弊端，从而加以改良，遂成 “中阿学校”，增设中文及现代科学知识。我随后认识的一位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女性回族教师，常被各个经学院邀去讲课。

举行家宴的前一天晚上，做完底格勒（晡礼），头戴黑色礼拜帽身穿黑色长衫的满拉（经学院学生）或在广场散步，或在清真寺台阶上聊天。马俯、赛俩目先生和我，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漫步而行。沿街店铺，除了穆斯林服饰店，其他大多歇业，紧锁的卷帘门上贴着转租信息。我们走进一家新疆昌吉回民开的餐厅。马俯向那位被肥胖拖得气喘吁吁的老板预定一份架子烤羊肉。“刚从……新疆空运来的……羊羔肉啊……”老板说。

“一年前，你要在他家吃一碗牛肉面都得预定，”马俯一边咂嘴，一边用一种讽刺的口吻说。“因为吃饭的人太多。现在，你吃一碗牛肉面，还得预定，因为几乎没有顾客，老板担心揉好的面条会变成垃圾。”

马俯拥有好几个店铺，却为找不到租户而发愁。这个国家刚刚经历一场可怕的股灾，接着又暴露出产能过剩的危机，萧索之感弥漫民间，而沙甸，马俯的故乡，遭遇骤然的冷清，这一切，都让马俯恰逢其盛。“他的日子不好过了……”赛俩目先生对我说。“还好，他在股市里只投了几十万。”

据说，这个镇子，一年前繁华如北京五道口，珠宝店和清真餐厅，沿街成排。无数阿拉伯语言学校和伊斯兰经文学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教师和学生。很多汉族观光客被珠宝、美食和穆斯林周五主麻（聚礼）时壮观的场景吸引而来。约有一千多名维吾尔人和几千名来自西北的回族人在此经商。店铺转租价格节节攀升，仍然供不应求。云南省政府2009年将沙甸列入“全省第二批特色旅游村建设项目”，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中国·沙甸回族文化旅游小镇”。沙甸快要成为佛教禅宗圣地少林寺那样的一个旅游点了。曾经，少林寺周边武术学校彷如雨后杂草。

2014年3月1日，5名维吾尔族恐怖分子在昆明火车站狂砍滥杀，致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4名恐怖分子被特警当场击毙。经查，他们曾经居住沙甸。很快，武警涌入沙甸，将镇上所有维吾尔人遣返原籍。

近年来，新疆边境管控愈益严格，加之“上海合作组织”各中亚成员国与中国加紧反恐合作，维吾尔族偷渡者一入中亚，即遭驱逐和遣返。于是，他们便选择政局动荡的东南亚。这里的边境线蜿蜒曲折，穿梭于崇山峻岭，多有村寨骑跨。维吾尔族偷渡者便向滇西南转移，通过中越和中泰边境，间接前往土耳其。常有新闻报道边防武警击毙维吾尔族偷渡者的消息。从沙甸驱车，不到两小时便可抵达河口瑶族自治县。河口市隔红河与越南老街市、谷柳市相望。一叶小舟，即可渡河而过。滇越铁路、昆河公路和红河航道在此形成枢纽，与越南对接，是云南省乃至中国西南地区通向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最便捷的陆路通道。

同年9月23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加强阿语学校和伊斯兰教经文学校（班）规范管理工作的意见（云厅字〔2014〕14号）》之文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理阿文学校和经文学校、清退校内外地师生的“两清”运动。

有一天，当我们走过区公所，赛俩目先生告诉我，政府办公大楼那顶具有阿拉伯清真寺建筑风格的圆顶被拆除，绿色墙面也刷成白色。一切喧嚣，归于沉寂，但你隐约感觉沉寂风景里，潜伏着一种冰冷、躁郁的气息。

穿过一条曲折小巷，小巷两边的庭院高墙上，时不时披挂一袭凤凰树火焰般的花朵。庭院里的二层楼房，高大宽敞，彰显主人殷实的光阴。山脚下，一片白桦林，微风掀动树叶，发出阵阵婆娑。这是一处公墓。浓荫下的简陋坟堆旁，绿草茵茵。一条崭新石头台阶路，绕过公墓，直通山顶。台阶路两旁，种植松柏。赛俩目先生领我拐进半山腰的舍牺德纪念碑。石碑上写满九百余位亡人名字。一副对联、一首《满江红》词和一首现代诗，古今结合，以汉语文学特有的浮夸，慷慨激昂。好在是碑文还算恳切，去掉政治套语，你能隐约瞥见1975年夏天，发生在沙甸小镇的那场军民之间的战争。

就某种隐喻的意义而言，这座舍牺德纪念碑，在我仰望的视野里，直指苍穹，彷如利剑，也许能够刺破易于健忘的神经，然后警醒像我这样因为偶尔汹涌的极左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自幼蒙昧教育和知识封锁的结果——而致心胸偏狭者：多一点宽容，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可是，一想到人间血迹未干，人们又操戈而起的事实，我便立刻为自己的矫情感到惘然。正像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1949-）发现的那样：“暴力和反暴力形成致命的恶性循环，两者同时产生出他们企图打击的势力。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所面对的同样是盲目的失常行动，在其中，暴力是对无能的一种默认。”❹

此后好几次，马俯带我和赛俩目先生去一家僻背小吃店就餐。五十来岁的小吃店女老板瘸腿忙碌，照顾客人。“她的残疾就是那场战争的遗留，”马俯说。“那时候她还是个孩子。”那时候，年幼的马俯则被托付于一户并非亲戚的穆斯林家庭。他的父亲与镇上耆老，长年彳亍于漫漫上访路。

法国新小说派领军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在他半是自传半是虚构的作品《重现的镜子》里反复强调：“我历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就此而言，我也承认，我的行走，我的遇合，都是我灵魂投射的镜子。我也愿意只谈自己，不及其他。很多时候，我会被内心的虚伪出卖。我没有权力评判历史和他人。我只能通过世界这面巨大的镜子，来关照自己慌乱的内心。

Ⅵ

马俯开车，带我和赛俩目先生，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各个县区转悠。化石般仅存的古村，只因政府和旅游公司之间的利益争夺，还没有变成游客集散地。19世纪的法国殖民者从越南直入滇南，铺设的窄轨铁道和红瓦黄墙的欧式火车站，随处可见。火车站外墙黄色涂料业已斑驳，藤纹状的铸铁支撑宽大前檐。那铁道和火车站虽已废弃，却能让你透过历史的迷雾，窥见当年殖民地的繁荣。曾为民国抗日战争时期组建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1938-1946）——中国近现代文化血脉的传承者——提供文学和法学院分校校址的边城蒙自，在光绪十五年（1889），正式开关，成为近代云南第一个海关，并有望成为日后香港那样的国际都市。法国殖民者被越南的民族主义者赶跑了，蒙自也随之停下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

到处都是乌泱乌泱的汉人，哈尼族和彝族，其分布跨越数省乃至东南亚好几个国家的民族，则身影寥寥，只能在乡村集市上，偶尔可见他们身穿格格不入的鲜艳花纹图案的服装，出售一些土特产。他们神情忧伤，和所有被挤向社会边缘的底层人一样。你最多会在电视节目的歌舞晚会和旅游宣传册上看到他们，满身银饰披挂的盛装，一个个俊美异常。他们给数量庞大的电视观众和观光客制造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幻象，从而令人漠视这幻象背后的愁苦惨淡。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哈尼族和彝族，当然还有其他基本放弃狩猎的滇西南高山民族，正受贫穷、酒精、毒品和艾滋病侵蚀。这是个悲剧性的现实。

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女士，十年时间，深入凉山彝族居住地展开田野调查，然后在其著作《我的凉山兄弟》一书里，探究这个被毒品和艾滋病苦苦困扰的民族，在被不断强制接受“文明改造”的过程中，其所展现的集体失落。现代汉人在1950年代之后，就像美国人在1820年代那样，爆发了一场绵延数年的西部拓殖运动，其暴烈，就像美国电影《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1990）和《荒野猎人》（The Revenant,2015）中呈现的那样。彝族和其他西南少数民族被定义为奴隶制下的“野蛮人”，等待共产主义战士的“解放”，以便他们跨越历史时空，乘坐精神火箭，从原始部落遽然直入现代。彝族诺苏人也曾奋勇抵抗，可悲的是，我们没能在这段历史上发现《与狼共舞》中像邓巴中尉（Lt. John J. Dunbar）那样反叛美军与印第安人并肩战斗的身影。

美国人类学家何伟恩（Herold J.Wiens），在其1954年的著作《中国向热带进军：历史与文化视野下与中国南方非汉族群体攸关的汉文化、移民和政治控制的南方渗透》一书，向我们披露，在1950年代现代汉人的西南拓殖浪潮之前，满清帝国早就开始了对西南边地的“儒家教化”，但对西藏、被藏传佛教化的蒙古和伊斯兰化的突厥语系民族，则依其俗而治。

满清帝国在滇西南的政治控制，倡以“儒家教化”，辅以军事劫掠。为了应对帝国殖民，滇西南爆发了杜文秀领导的回族起义、李文学领导的哀牢山彝族起义、田四浪和普顺义领导的哈尼族起义、刀成义领导的傣族起义、杨承烹领导的白族起义……

一个不幸而叛乱的时代。

民族间的战争，统治与反抗，殖民与抵制，本质而言，实乃文明的颉颃与角力，其背后是野蛮主义的冲突。有些民族，譬如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和古印度迦毗罗卫国释迦族人，虽然民族业已消亡，但其创造的文明——哲学、文学、艺术和宗教——却深深潜入征服者的血脉，随时光流转而渐成洪流，最终悄然改造征服民族的文化基因，令其灵魂变成被征服者阳刚的面相而兀自不知。这种精神的胜利，较之肉体的胜利，更为恒久坚固。那些自以为历史悠久的民族，只是披挂一件颇具种族体貌特征的外衣，而其内里，寓寄别族的幽灵或精魂。文明经由惨烈冲突，终而融合。就此而言，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被政治包裹的伪命题，除了激发仇恨，不会带来别的什么。

刘绍华女士以社会人类学的思路，把彝族人的茫然与顿挫/失落与溃败/迷毒与艾滋，归咎于政治历史，自有逻辑的合乎理性。但就我的观察，西南少数民族的原始巫术信仰，借助迷幻剂的精灵崇拜而非仪式性的绝对唯一神崇拜、借助本能直觉而非知识启蒙、借助神秘体验而非理性思考，凡此种种，造成自我精神内部的错乱，让他们在很多时候容易被巫师/族长的个人权威和家支/大众的盲从迷信所操弄。外来文明因此乘虚而入。另外，使用迷幻剂是原始巫术公开的秘密，也是一个悠久的传统，这就为酒精、鸦片、海洛因、麻黄素之类致幻品的侵蚀与感染提供了天然温床。

Ⅶ

丘陵背后的山洼，田地随山势起伏，收割后的玉米断秸，到处散落。一条红土路在田地间的杂草中蜿蜒穿过。三三两两登山健身的回族中年男女，脸上洋溢富足生活养育的惬意。两个玩山地摩托车的骑手在陡坡上极为嚣张地横冲直闯。一群爱好山地自行车运动的少年，在一片树林里炫耀车技。就在这一幅超越了小康生活的图景后面，散落几个破败木棚，如果你稍微靠近，便有长相凶恶的狗狂吠扑来。

“那是彝族人家，”和我一同登山的赛俩目先生说。“这里的田地属于沙甸回民，他们无偿提供给彝族人耕种。《圣训》里讲过，对于穆斯林而言，如果自己富足而邻人挨饿，那是一种耻辱。”

是的，先知穆罕默德曾经如此命令圣门弟子：“阿布·迪哈尔啊，每当你准备熬肉汤时，多放点水，然后分一些给你的邻居。”

我准备挡开愤怒狗群，沿一条顺坡而下的小路，去接近彝族人。赛俩目先生阻止了我。“我们跟他们语言不通，”他说。“他们像游牧族一样，今年在这个山谷，明年则搬到另一个山谷。”

登山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念想那几家彝族人。临近镇子的山坳里，又有几个小窝棚，树木支撑，覆以铁皮，四面漏风，地铺干草，权当卧具，野炊过的铁锅沾满污黑的油垢。又是一家彝族人？可他们踪影全无，不知去了哪里。赛俩目先生对如此悲惨的生活抱以啧啧不断的怜悯。

这些彝族人果真受回族穆斯林援助而无偿耕种吗？他们来自哪里？

第二天下午，马俯、赛俩目先生和我，同去登山。这一次，在丘陵背后，我看见一个中年女人，铺晒金黄的玉米。一位佝偻的老年妇女，打扫木棚前面的空地。一个矮小的中年男子，蹲在地上抽着长筒水烟。夕阳西下，给他们每个人的身影镀上一圈金边。我们向他们走去。狂吠而来的狗被男主人喝止。他搬过凳子，让我们就坐。他的汉语说得磕磕绊绊。经过马俯解释，我才明白，他们从临近越南的山区迁来，租种这里回族人的土地。我似乎记得他们每年要付的租金相对微薄的收入，还是相当沉重。“我们在老家山区几乎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他说。“我的祖先凭靠打猎，可是现在，动物都灭绝了。我和老婆也去过工厂打工，都是化工厂，容易得病，一年到头，挣的钱还不够去医院治病。”

日将落山。山下镇子里响起一阵底格勒（晡礼）的邦克（呼拜）。马俯催我离开。我把这一家彝族人撇在身后，沿红土小路，走下山去，心中一阵悲凉。一个月以后，我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个寨子里的山背后，见到了和这一户彝族人一样贫寒的一家独龙族人。他们从怒江来当伐木工。很多汉族老板承包景颇族的山岭。原始森林被砍伐，改种经济作物：莎木和橡树。他们住在避风山坡上一间竹篾编墙铁皮覆顶的小棚子里。那个仅比我年长五岁的独龙族男人，指指他形容木讷的妻子说：“我们生了十个娃娃，死了一个，还剩九个……”离他不远，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孩表情漠然地望着我们。她们刚从森林里背一篓木柴回来。两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身体强壮，在棚屋前晃荡。“还有三个大的，去打工了，两个小的在上学。”独龙族男人补充说。“他们以后嘛，至少也得生四五个，要是像你们汉人，只生一个，死了咋办？”

日落西山，夜气从大地上悄然升起。临近镇子时，我们走过昨天看见的那几个棚屋，两个脏兮兮的小孩追逐嬉闹，一群鸡在他们脚下惊慌逃窜。

“这也是一户彝族人家吗？”我问马俯。

“唉，这是我们镇上一个回族老人的家。他都已儿孙满堂，竟然在老婆死后爱上一个彝族，或者哈尼族女人。儿子们觉得太丢人，就赶他出门。镇子上的人也觉得太丢人，就不给他房子住。他带这彝族，或者哈尼族女人，住在山沟里……”

暮然回首，山沟里的小窝棚已被几户人家的围墙挡住。我竟然未能一瞥那回族老人的身影和容颜。该有多么强烈的情欲和爱，让一个回族老人如此决绝地反叛那个道德训诫极为严厉的伊斯兰社区。

Ⅷ

一个阴天的上午，我们驱车，行走中越边境线。法国殖民者在19世纪从越南到中国铺设的窄轨铁路和建造的欧式火车站，时隐时现。沿着旧公路，援山盘旋，如鹰攀气流，从海拔2000多米的云贵高原地带，渐次跌落海拔76米的河口市。一路行旅，路旁及远山植被渐次葳蕤，渐次显示热带特有的蓬郁生机。有一段较为平坦的公路，右临红河。红河对岸，便是越南土地。高压电线，凌河而过。开车的马俯说：“输送到越南的电费比中国便宜。”吊诡之事，俯拾即是。几年前，中国政府规定，铅块交易，必须征税，若是铅板则否。这是什么逻辑？马俯所属铅业公司便派他去越南老街市考察，租地建造一个加工厂，先把免税的铅板出口越南，改成铅块后，利用免税互惠协定，再进口中国。

“我到了越南才发现，越南政府对重金属加工厂的建造非常谨慎，担心土地遭受污染，”马俯说，“但是，中国土地遭受重金属污染特别严重。你知道吗，我们云南是从越南和柬埔寨进口大米。中国出口的只是水稻种子。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大面积干净的土地种出不受重金属污染的水稻。”

好一阵子，我们在车厢里陷入沉默。汽车缓缓而行。红河沉沉流动。阳光破云而出，照得水面碎银铺撒一般闪闪发光。我暮然想起去年西部还乡之旅，数次跨越的那条黄河，中国御用文人矫情歌颂的中华民族之摇篮的“母亲河”——一座巨大的母亲抱婴石雕矗立南岸，已经变成讽刺性的画面——沿岸化工厂肆无忌惮的排污，让这尊贵的“母亲河”，堕落成臭气熏渲“娼妓河”。这条 “娼妓河”，人尽可夫，流过中原，流过胶东半岛，一路受污，最终疲倦至极，不堪重负，坠落渤海。

哪里还有安全的河流与土地？

就在我匆匆行旅的中越边境，不久前，一次大规模排雷行动刚刚展开。官方媒体报道，这是中国组织的第三次排雷行动。中越之战，爆发于1979年，虽于当年结束，但两国边境冲突仍然持续，直到1989年。无人质询，到底是谁，在中国境内长达一千四百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布下可能多达几万枚的地雷。在麻栗坡县八里河村，距我此次行旅路线不远，200多人的小村庄，竟有100多人在田野劳作时踩雷致残。他们有没有获得国家赔偿？不知道。我只看见官方媒体用一种不知是讽刺还是同情的笔调如此写到：“云南文山州富宁县的沙仁寨也是一个‘地雷村’，曾经有87名村民被地雷炸得只剩78条腿……”

马俯的朋友，一位政府官员，接待我们。在国门前的广场上，我们车一停稳，便有头戴纱布遮阳帽的矮个子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偷渡边境，去对岸越南老街市。“一个人多少钱？”我们问。“两百块……”我们不再搭理，一个女人赶紧说：“一人一百，一百啦……”河道狭窄，不知哪国的采沙船突突鸣响，停在河中，一个皮划艇，便可渡河而过。那位政府官员告诫我们：“最近两岸联防，管得很紧，你们千万不要偷渡。”我们只好去旅行社打听。越南一日游，价格不菲。旅行社女老板紧盯Ruslan Yusopov说：“公安局规定，维吾尔族和藏族人不能办理赴越旅游签证。”她把这位俄罗斯的塔塔尔人当成了新疆的维吾尔人，而且还加上藏族人 ，或许因为我这个甘肃人看起来不像汉人。

午饭是在一家清真餐厅吃的。官员穿深色西服，有些松垮，但这刚好搭配他那一身松软的肌肉。他的话语带有明显南方口音。“实际上，我父亲是河南人，1950年代南下的解放军。”他讲起话来字斟句酌，有一种开会发言的腔调。他曾作为知识青年，在乡下呆过，后来又在基层工作多年。为表现他对瑶族的熟悉，他讲了一个关于瑶语的黄色段子，或许是个真实故事，或许是虚构的情节，虽然粗俗，却也反映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市与乡村、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隔膜。

“1960年代，我们一群知识青年下乡，来到瑶族的寨子。那时候，我们劳动一天挣到的工分只有一毛五分钱。女生干不了重体力活，将让她们打杂。有一天，我们打发一个女生去瑶族老乡家借一把犁。她去了，很快就哭着跑回来。我们问她：‘出什么事了？’她说：‘瑶族老乡耍流氓。我问他借犁，他说：摸奶。我说我只借犁，他说：摸奶屄……”

我们只好用哈哈大笑来回应他宣讲的热情。

“实际上，这是瑶族人的问候语，我们汉族人一听，以为是猥亵。”

接下来，他开始发表政论，认为西方多党纷争太乱，议会决策过于缓慢。“哪能比得上我们，总书记一声令下，大伙儿埋头苦干，稳准狠……”总结完政论，他的大汉族主义情绪高涨。“越南人，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一支，我们大中华的一支啊……”

我早已失去聆听的兴趣，但他提供的一则关于发现丛林原始人的信息，吸引我随他去了一个酒店大堂的咖啡吧。他当我是一个对风土人情感兴趣的游记作家。邻座几个面目不善的男人翘起二郎腿，一边喷吐烟雾，一边大声喧哗。我不得不挪动椅子，靠近官员，才能听清他的言谈。

“在邻县——金屏——的森林里，生活着一支原始人，赤身裸体，仅有皮裙遮羞，住在树巢里。我们叫他们蛮人。没人听懂他们的语言。县政协递交一份提案，中央便拨款四千万元，为他们盖房子。但是呢，他们不喜欢。他们嫌床太硬，尝试几次，又回到树上。我们想强制他们定居，可是一赶，他们就跑到越南那边的森林里。他们像一群蜂猴……”

“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浓厚兴趣。

“好吧，我跟金屏县管这事的朋友协调协调。”

两个月后，我已走完滇西南和缅北高地，在此期间，中越边境丛林里的那群原始人，让我一直念念不忘。我以为那位官员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竟然遵守承诺，说是可以带我们去看原始人。

Ⅸ

我一直想跟原始人生活一段时日，以便重返人类之源，站在一切文明坐标的原点上，俯瞰人类文明的各条涓涓支流，或许会有一次心灵的觉醒。可我，却不想打扰那群原始人的宁静。他们拒绝现代人的援助，说明他们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我宁愿一边观看1980年代流亡欧洲的格鲁吉亚导演奥塔·埃索里亚尼（otar iosseliani，1934-）编剧并导演的电影《于是，有了光》（Et la lumière fut，1989），一边想象中越边境丛林里那群原始人的生活场景。影片展现了非洲原始部落一个母系社会族群的超现实故事。一个女人骑乘鳄鱼渡河而来，一个巫师用土和咒语弥合一具男尸的头颅和躯体，使之复活，一个懒惰的丈夫失去愤怒的妻子……可是，史前巨兽般的电锯和轰隆隆搬运木头的卡车，消灭了森林。这群原始人突然暴露在现代化的城镇里，茫然无所归依。

曾经，南美洲亚马逊密林里散落很多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基督教传教士过度的热情和欧洲殖民者野蛮的掠夺，毁坏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被暴露无遗，接着便迷失了自己。如今，欧洲的人类学家不会再像20世纪的人类学家那样，以科学研究的名义，粗暴进入原始人领地。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显示，人类学家只在直升飞机上观察一个仍然生活在丛林里的原始部落。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 Lévi-Strauss 1908-2009）一生致力于南美洲印第安原始部落的研究。在他的随笔集《忧郁热带》（Tristes Tropiques）里，附有原始人照片。戴着阳具护套的图比克瓦希普族年轻男子正在给一只倒挂树枝的猴子剥皮、拔掉眉毛的蒙蝶族妇女，一个弓箭手嘴插硬树脂做成的唇塞，穿鼻针的南比克瓦剌族少年，两名裸体聊天的女巫，鼻孔里插一支尾翎的男觋，为一对兄弟共妻的项链缠颈的少女，一名男子和围他而坐的五个妻子……

仿佛时间遽然凝固，将一个文明的断片截留于某个空间的镜面。这些奇观异景，足以满足我们的猎奇心理，并让我们对自己充满顿挫无奈的人生——资本主义的挟持并威权政治的胁迫——油然而生一种畸形自恋甚至变态傲慢的安慰。如果你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悬崖峭壁上跃向种族主义之法西斯极端的政治表现形式——你会挟自己的社会文明为傲，认定原始部落的野蛮，如此一来你就会丧失批判社会以便促其更为公平公正的勇气；如果你是个反感独裁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你极有可能在复古主义的返祖幻想中，把原始生活当做理想乌托邦，与此同时，你也就忽视了另一群人在贫困、疾病和蒙昧中的自生自灭而难以对其援之以手，你也就极其冷漠地丢弃关切人类普遍正义的道德良心。一个两难处境。这是我作为作家在观察他民族/异社会时不得不遭遇的困局。这也是作为人类学家的列维·施特劳斯同样面临的哲学悖谬。

施特劳斯摆脱困境的方式，就是以基督教原罪式的自责与救赎为出发点，追踪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思想路径，经由《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 sur l'origine de l'inégalite），克服对自然状态的理想化想象，避免对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混淆，进入“社会契约”（Contrat Social），以此构建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人类社会，进入充满无条件之爱的《爱弥儿》（Emile）所揭示的理想状态，最终形成一种自我批判与对他包容两相兼蓄的人文精神。

值得警惕的是，施特劳斯的思想容易滑向佛教式的无限虚无主义。因为他认为任何社会都不完美，有好有坏，只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分量的罪恶”。我们有必要鼓起信心，借助他文明的经验——甚至是原始部落的经验，或许那是我们人类业已遗落的祖先智慧——反观他社会和自己社会那“一定分量的罪恶”，使之减轻，尽量避免对人造成过度伤害。那“一定分量的罪恶”，往往会是一个人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Ⅹ

我们最终还是没敢偷渡边境，前往越南一观，那个备受他人和自我过度作践的国家。法国殖民，日本入侵，法国第二次入侵，南北对立，美国操纵的内战，入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的共产主义式法西斯暴政，控制老挝，大规模排华暴乱，中越战争……

对于秉持信仰的民族而言，战争会坚固信仰，因为能在摧毁一切的战争中存活下来，如果不是源于上帝的恩典，还会是因为什么呢？但是，对于物质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民族而言，经由战争的摧残，人们往往会无以复加地厌弃信仰，因为人们相信，惟有残暴、投机和灭绝人性，才能在丛林法则的竞争中获得逃生的机会。一旦绝缘于信仰，攫取权力的政治人物——撒旦的化身——便会走向神坛，假扮上帝，而群氓沉昧，以人为神。精神的黑夜随之降临。诚然，撒旦式的宗教也会给人短暂迷幻的心灵安慰，可是，人神这有限必死的肉体，不似上帝那般永恒。人神之死，随之而来的，便是撒旦式信仰殿堂的轰然坍塌，从而引发群氓的价值虚无：什么也不值得相信，除了马克思主义的金钱拜物教。不幸的是，越南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属后者，人们因此变得既不愿相信自己，也不敢信赖别人。

我对越南的印象停留在大学时代，那是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给我的，炎热而潮湿的气候，情欲勃发的季节，殖民者疲惫的乡愁，频频受伤的土地……她在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描述一个法国混血少女的缅甸母亲如何艰难地保护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她在小说《情人》里详尽展示一个留居西贡的法国未成年少女与一个华裔公子的床笫之欢……奇怪是，当我如今写到越南，想要翻阅杜拉斯的小说，以便重温她笔下的殖民地风情，竟然在书架上找不到一本她的著作。我这才惊奇地发现，这个性格诡戾、被一生不断出现的艳遇之火炙烤成精的女作家，已经遭我放逐，永远退出我的文学版图。她被放逐的原因，可能是情感过于丰沛而智性总嫌不足。我讨厌那种青春期无限延长而更年期迟迟不到的变态写作。恰恰在中国，遍地皆是吸食海洛因一样沉迷于抒情狂欢的作家。我一路行程，总有人问我对某某作家如何看待。我只能愤怒回应，他们不在我这个四十岁男人的文学版图之内。他们的抒情狂欢提供惟一的证明：一种智性上的厌食状态已然病入膏肓，同时也证明了他们对一个不义时代表现出何等低俗的谄媚。

大概是2004年，我从广西凭祥进入越南谅山，再从广西东兴进入越南芒街。越南人的市场上，几乎全是从中国涌入的劣质商品。人们毫无热情，对于异国他乡的游客，表现冷漠。沿街的发廊妹显出慵懒的神情。越南男人没有给撰写社会调查报告《中国广西壮族与越南民族的交流》一文的日本学者塚田诚之留下好印象。他们懒惰，虐待女性，而且普遍比中国男性嗜酒。喧嚣城镇的幽暗处，偶然显现一座优雅古朴的中国式木结构佛教寺庙，佛殿大门两边对联用苍劲繁体汉字写成。越南人废弃汉字已经多年。他们如今使用的，是法国人借用拉丁字母为其创造的越南文。而你一旦乘坐摩托车去一处景区，骑手一定会要价很低最后却欺骗与横暴并加，敲诈钱财。不过，我对越南存有一丝温柔回忆。那是在谅山，一个不懂中文的越南姑娘，有着明亮的黄棕色皮肤，和我这个不懂越南语的摄影师用眼神和手语认识。她招呼几个男女青年，骑电动摩托车，带我去她家吃粥。我一直担心那粥里暗放麻醉药。多年之后，在昆明，这个温柔回忆受到沉重打击。一个因为一场持续两年的灵性体验，而“改邪归正”开始投入财富和精力去做公益事业的商人朋友对我说：“她在‘钓鱼’。如果你当晚留在越南，会被洗劫一空，留不留得住性命，也很难说。”但我还是想再去越南，看看这个国家人们的生存状态。十多年过去了，应该会有一些变化。况且，我人到中年，看待世界的眼光早已不再单一，不再二元对立。我更愿意相信人的善良。

“那个国家有什么可看的，除了泛滥无序的色情业，还是泛滥无序的色情业，当然，顾客都是中国人。”我的商人朋友说。

几年前，也就是2014年5月份，因南海主权争端而起的越南人反华骚乱没有爆发之前，云南红河州河口市游客如潮。如今，大概不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激发而起的勇武抵触，而是因为怯懦，游客潮退去。

“那时候，可说是嫖客如潮吧……”另一个朋友以讽刺的语气如此强调。

有一次，我的商人朋友带领一个生意上的合伙人，从河口市偷渡到对岸老街市。“带我们过去的那个家伙一眨眼就不见了，”他说。“我们只好随便逛逛。”

我能想象越南老街市的店铺是什么样子，因为在河口市，越南人复制他们的商业模式：沿街是两层楼的建筑，一楼店铺，商品则千篇一律，无非是塑胶拖鞋、越南咖啡、绿色圆边遮阳帽、虎骨壮阳油、浸泡眼镜蛇的药酒、小刀，走私香烟、木制鳄鱼玩具……二楼红灯区是成排发廊屋和按摩房，透出粉红幽暗的甜腻灯光。身材粗短面相丑陋的中年女人会在一楼商铺间徘徊，一看见中国男人就立马凑过来，用熟练的汉语问你：“要不要越南妹？”

“以前，更夸张，越南妹子直接在大街上扯着你不放，”马俯用他不断咂嘴的啧啧惊叹式语气说。“她们学会的唯一一句汉语是：老板，要不要打炮。”我想起一个作家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但我只记住书名，没看过正文。

“我的合伙人禁不住掮客怂恿，大概也有好奇心作祟，便上楼观望。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一群女人，将他拖入一个房间，连打带踢……几分钟后，他狼狈不堪地走下楼，腰间皮带被扯断，兜里的钱包也不见了……”

“他到底干没干啊？”我们焦急地问道。

“没干……”我那商人朋友呷一口茶，先是哑然一笑，接着便不紧不慢地说，“但是，被干了。”

我们全席愕然。

“这样就算嫖娼，你就不好意思控告她们抢劫，更不好意思告她们强奸啊。”

朋友一经解释，我们恍然大悟，禁不住哄堂大笑。

注释

❶译自Heart of Darkness and Other Tal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年,第106页。

❷阿兰•罗伯-格里耶著、陈侗、杨令飞编《阿兰•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之张容译《金三角回忆》第510页。

❸马克思•韦伯著、康乐和简惠美译《宗教社会学》（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

❹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唐健、张嘉荣译、蓝江校《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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