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一般都有性格和人格缺陷

“‘灭门案’、‘杀亲案’是极端恶性犯罪，不少行凶者有着人格缺陷，性格暴躁、偏执人格通常比较容易引发这种特殊案件。”张建伟分析说，在异常人格之下，一定的诱发因素会使一个人剑走偏锋。

张建伟研究还发现，“灭门案”、“杀亲案”的凶手同其他暴力犯罪人一样，具有低度控制或者过度控制的心理人格特征，低度控制者无法抑制攻击冲动，当他被激怒或者遇到挫折时，容易以暴力进行反应。过度控制者则有高度的挫折忍受力，能够忍受一般的挑衅。但当外界刺激超过其忍受的限度时，也会以暴力反应。“哪些‘灭门案’属于低度控制或者过度控制的心理人格特征，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以北京大兴区第一起灭门案为例，李玫瑾对凶手李磊的性格缺陷进行了剖析。“案发后，李磊说父母对其管教太严，这说明李磊从小被宠，从小被宠的孩子会有这种特点——能力弱，自尊心强，说不得;李磊这类凶手是没有自我控制能力的，因为他们从小形成了性格缺陷或者人格缺陷，以至于他们杀亲、灭门的做法，常人通常无法理解。”李玫瑾说。

“灭门也是灭口”

在北京大兴第三起灭门案中，凶手与朋友之间仅发生了口角，并无不共戴天的仇恨，为什么凶手还是会残忍杀害朋友一家人?

“灭门，也是灭口，就是株连无辜、斩草除根，甚至连血亲也不放过。”皮艺军解释说，在中国历史上有灭门的传统，即所谓的族刑。族刑作为一种封建律法有其社会文化根源，是家族文化和家族本位思想在律法中的体现。

个人与家庭、家族是连在一起的，被怨恨的人和他的家人常常会一起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皮艺军进一步分析，这种家庭与个人间不可分离的纽带关系，已根植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由于仇恨的对象是与自己有血缘、亲缘关系的人，于是，迁怒于他人，对个人的仇恨迁延到家庭或亲友身上成为一种很自然的转换，便成为灭门案的基本特征。

“不少行凶者杀死自己的爱人、子女，可以看出，把个人与家庭的命运绑在一起，不论是选择对象还是方法，纠纷的处置都非常狭窄地局限于家庭熟人的私德关系之中，这不能不说是灭门案高发的原因之一。”皮艺军归纳说。

加强公权力对社会生活的适度干预

皮艺军指出，当前，在都市化的进程之中，城市生活的匿名性和个性化，比以往的生活环境更加强化了个人生活的私密性，使得家庭矛盾产生之后难以得到社会力量及时有效的干预，这也是灭门案频发的外在原因之一。

李玫瑾与皮艺军的观点不谋而合:“由于住宅方式的变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以前，由于邻里之间的横向控制力存在，一个家庭发生了冲突，邻居会来制止、劝架;但现在的社会，住宅方式由横向变为纵向，楼上、楼下互不来往，发生在大兴的几起灭门案中，楼上的人把人杀死了，楼下的人还不知道。”

对于这种“鸡犬相闻但又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李玫瑾建议，适当加强公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比如加强社区交流，加强邻里之间的认识沟通，加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交流，这样，当一个家庭出现紧急情况时，就可以避免出现无法与外界接触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