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省中缅边境的德宏，他和傣族、景颇族人合计:“群众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些木瓜、香蕉、菠萝、芒果等热带作物”；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自治州州长说由于当地搞不了大的工业，所以人均收入还不到240元时，他说:“不要老是盯着大工业，哪里来那么多的投资？要搞乡镇工业，特别是家庭工业，联户工业，几户人家联合起来搞，来得最快。”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父亲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它称为“光彩事业”而大力倡导。

让老百姓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在结合的过程中如何让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是需要我们来动脑筋解决的复杂问题。

父亲曾经说过“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因为一办起家庭农场，他就不能瞎指挥了，也就没有谋私的权了……目前，办家庭农场，群众说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就是怕有顶门杠，你们有中梗阻没有？你们的顶门杠拿掉了没有？不行的就是要调开，拿下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正是改革的目的。父亲当年的这一观念十分牢固。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富民政策”宣传得最得力，几乎绝大部分省都打出了兴省富民的口号。

父亲说他一生有两大遗憾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1987年，他不再担任中央的重要工作以后，经常向我讲: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他说他自己一生中有两大遗憾，一是不懂外语，二是不会中国古诗词的平仄格律。他选择了古诗文的习作。一类诗词是他送给他的老战友、老同志、老朋友的诗，如他在读完萧克将军《浴血罗霄》小说以后，给萧克将军写下这样一首诗:

寂寞沙场百战身，

青史盛留李广名。

夜度将军罗霄曲，

清香伴我到天明。

井冈山时期，毛主席赞萧克同志为“白袍小将”。文革中，萧克致信毛主席说，那时红军队伍每多一个人，毛主席都说好呀，我们队伍又多了一个人。信中意思是希望毛主席团结大多数人。我问，为何把飞将军李广和萧克伯伯相提呢？父亲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按萧克同志的资历、条件、贡献来说，本应尽享大将名誉的，但革命队伍中有些事儿也说不清啊。

一类是给他的老熟人、老部下写的，如给魏巍同志的诗:

禹域乾坤变，人间爪鸿新。

樑音千百啭，此曲最牵情！

魏巍写作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产生过很好的社会影响，他曾在父亲所在的华北野战军三纵队工作过。改革开放以来，他的思想变化很大，火气也很大，虽然他的观点我反对，但我也曾为他写过一封信反映情况，不赞成对他那种批评的方式。

当然也有些初次见面的朋友，相处一段时间，他也给别人题诗，因为人家恳请，赠送新朋友的。但有时也有个别情况是他不写的。一位山东干部告诉我，他曾恳请父亲给他写诗或题字，请求好几次。最后我父亲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可以给你写字，但我不能写，为什么？因为你还年轻，还有前途”。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他还写过一些诗词，赠送的却是他一面未识的同志，如甘肃作家姜安同志。姜安同志是一位坚强与疾病顽症做抗争的女作家。她写过一篇文章，记述我的二弟刘湖出生不久，就因父母要上前线，无奈将他送给延安的劳动模范刘世昌同志的故事。

1988年，她又来信问候我父亲的身体，父亲有感提笔而做，并且连作三首诗，最后一诗是这样写的:

沧桑变化寻常事，

人间悲欢最牵魂。

谁能偷得蟠桃果，

怜取卿卿锦绣文。

第一句似乎是指他的身体、健康和工作变化。第二句则是指人间的悲欢离合，大概也包括他对家庭的情感和责任。在战争年代，父母亲把自己刚刚生下的孩子送与他人，即便是相熟的同志，毕竟心情也不会是那么平静的，怎不牵肠挂肚？母亲送来亲生的儿子并多次探望刘家，嘱咐刘家:一，一定要给孩子讲卫生，二，要到上学年龄时一定让他上学。一一嘱咐妥当，才随父亲奔赴前线。后两句则是夸奖姜安同志的文章写得好，把文章比喻为从天上偷取下来的锦绣文章。

当然父亲的诗词，也有对当时不良风气，腐朽意识的批评，他认为不好的事情绝不同流合污。1988年8月，他在烟台休息，我带着两个孩子去看他，他乐呵呵地拿出李白的一首诗，给我们诵读，边读边笑，边称赞，以后他作了一首《饮酒歌》，前四句就是引李白的原诗: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

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

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父亲不是反对喝酒，他平日兴致好些，也喝一点。他反对的就是那种浪费公款，假公济私，不办实事，个人利益、帮派利益至上的，对人民事业又毫无作为的人。父亲对内部同志的宴请，非常提倡四菜一汤。当他在1980年左右知道全国全年的公款宴请竟达到二百亿元时，他既痛心公款浪费，更忧虑一些同志究竟把多少心思用于发展经济，用于体制的创新。为何他提倡四菜一汤呢？若有人愿做一番考证，我倒有一则史料。

1981年5月2日，父亲给我讲了一则逸事:“1953年9月的一天，我出国访问回来。主席在丰泽园的颐年堂(请我)吃饭，(主席平常是)三菜一汤。叶子龙同志说，主席的习惯是三菜一汤，这次请你是四菜一汤。下午两点半吃的。主席临时请来罗瑞卿同志。吃完饭以后，我们共同乘车到现在的八一湖一转。天快黑时回来。”他提倡四菜一汤，是否缘于此，待考。现在宴请是否也不必拘泥于此，但如今吃喝得热闹不堪，又有何必要呢？

今天，我想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一生挚爱的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是他毕生的追求。在清明之夜，父亲可能又点燃一支烟，有微笑，也有沉思吧！

写于2010年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