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据记者了解，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由于强调把国家赔偿和错案追究、执法责任相挂钩，强调国家赔偿的追偿责任，结果就出现了很多本来愿意赔偿、打算赔偿的案件，赔偿义务机关最终不愿意赔偿了。他们害怕赔偿之后会危及自己的“乌纱帽”，影响自己的政绩。

“你的第一要务是要救济受害人，内部的监督制约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权重非常小的参考，但是绝对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政绩考核、执法责任追究以及晋升提拔的依据。”马怀德说，“一旦把它变成依据了，就等于堵住了给受害人救济的惟一渠道。”

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湖北熊万伦案”。

17年前，湖北仙桃人熊万伦的妻子被害，熊万伦被当成犯罪嫌疑人逮捕。检察院曾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均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多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最终经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起诉，但熊万伦一直被关押近8年之久未做任何处理。

2000年1月，仙桃市公安局决定对熊万伦取保候审。同年12月11日因为期满，熊万伦被解除取保候审。

此后，熊万伦屡屡递交刑事确认申诉书以请求有关部门对其关押近8年给予国家赔偿。时至今日，9年时光已过去，熊万伦还在期盼着。

将国家赔偿法定位于国家救济法

2004年，一个由专家学者组成的课题组历时5个月，对全国6省市实施国家赔偿法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调研，结果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普遍现象:受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了这样一起案例:

1983年9月9日，河北省定州市西城乡南町村村民李志平因邻村发生一起入室杀人案，被当地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为由刑事拘留。

此后，李志平两次被保定地区(现为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杀人证据不足，两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6年7月6日，李志平收到解除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答复书。

解除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李志平向定州市公安局递交了撤销故意杀人一案的申请书。这些年来，他多次请求撤销其故意杀人案，得到的答复是经过上级批准才能撤案。

记者日前联系到李志平的法律援助律师询问近况。这位律师告诉记者，十多天前李志平打来电话说，他找到有关部门讨说法，还是没任何下文。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撤销案件有这样一个问题，即一部分案件办案机关经过很长时间的侦查，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包括拘留和逮捕措施，但是没有达到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条件，又不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不撤销案件造成的后果显而易见:一是当事人无法去除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二是当事人无法申请获得国家赔偿。”

对此，马怀德给出的建议是:取消错案追究制，一案一案地分析处理。如果实行错案追究制就一定要进行严格地限制，要把错案追究制的对象和标准进行非常严格的界定，绝对不能跟是否赔偿、赔偿多少、赔偿次数挂钩。

马怀德说:“这两点如果做到，我们就可以防止国家赔偿法沦为责任追究法，可以保证国家赔偿法的救济性”。

把相对不起诉排除在赔偿之外

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基于控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力，其目的是通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将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不移交法院审判，从而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不起诉的范围界定有3种情形:即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法定不起诉又称绝对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又称相对不起诉或轻罪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又称证据不足不起诉。

顾永忠认为，当检察机关对案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时，从法律上讲，案情已经构罪，只是因为犯罪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法免于处罚才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不起诉显然不能说明原来拘留他逮捕他错了，这就不应赔。

顾永忠说，他看到草案二次审议稿在第十九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第四款里这样写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基于同一违法事实，依法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处分的”。

顾永忠认为这一款的拟定尚不周严。“如果国家没有给予行政处罚而检察机关却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那怎么办？”

据顾永忠介绍，我国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就是这样———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并不再作一个行政处罚或处分。他的担心在于:如果不把这类案件完全排除在赔偿之外，检察机关若想规避国家赔偿，就有可能还要加以处分和处罚。

“我个人认为，相对不起诉就不应当赔偿，不论给没给行政处分或处罚，只要作出相对不起诉，那就不应当处罚。但是，这要有一个前提，即相对不起诉必须是本人同意的。”

在顾永忠看来，这个前提的理由是:因为同意相对不起诉，等于当事人事实上认识到原来的行为是有罪的，并且接受了国家司法机关对他作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起诉决定。同意相对不起诉，就意味着他无权或放弃了申请赔偿决定这样的要求。(本报记者 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