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绩”

不唯GDP，确定68项干部考核指标，让潜在政绩浮出水面

邱明君曾在不同场合对这次的考核体系表达谢意。他说，如果不是这套新的干部考核体系，自己不会胜出。

在4名干部中，邱明君有软肋:截至2004年年底，其他3人所在县市的GDP指标均超过三台。一位绵阳市委组织部的干部说，那时甚至出现了谁都不愿意先报数据的情况，“有人报了今年GDP总量1000万，下一个就会报1050万，就要比你多一点点。”

不利因素还有很多，时逢农业税费改革，对于三台县财政来说，取消农业税，财政收入减少7000万，约为过去的三分之一，而中央转移支付的部分又不计入财政。更不理想的是，1999年邱明君到三台时，县委县政府负债11亿，“电灯都不要点，完全休眠状态，要五年不吃不喝才能还得清。”

经过努力，2004年三台县的债务基本还清，“三台的经济等于是刚从井底露了一点头，比起绵阳的江油市，差得还远。”而江油市的领导，正是这次同台考核的干部之一。此外，邱明君还担心某个领导会对这次考核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是那样，我一定不是最好的。”

邱明君不知道，他担心的问题已得到了解决。

此时的李邦弘也在担心，不过他担心的是任务能否完成。按照要求，市委组织部要在一夜之间定下“实绩分析”的各项指标。在李邦弘看来，不唯GDP的一个表现，就是增加考核数据。

根据经验，李邦弘提出了按照“组织、纪检监察、宣传、政法、信访”等提出总体框架，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再把框架填充起来。该做法得到了认可，最后确定了68项考核指标。

68项考核指标的出炉过程如同一场博弈。李邦弘回忆说，每个部门都想多报一些指标，这样会显得本部门在官员升迁中的重要位置，以便此后更容易获得重视。报上来的指标远超68项，组织部长给了李邦弘特权，指标都报到李邦弘那里，经筛选后再上报审批。

李邦弘对最终确定的68项并不完全满意。他认为只有量化才具有可比性，但是，一是时间紧，二是作为首次干部考核试点，他们不敢对考核项随意删减太多。

通过68项指标的“实绩分析”，邱明君的工作得到肯定。“实绩分析”也让选拔者看到了三台县财政收入下降的真正原因，让邱的潜在政绩浮出水面。在他主政三台的5年时间里，不仅没有拖欠债务，还进行了企业体制改革，给下一任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工业班底和一个漂亮的省级文明、卫生县城。

“面试”

考核组根据此前调查内容当面指出“弱点”，被考察者现场“申辩”

这一切，邱明君并不知情，他等待着第二天的面试。做了20多年基层领导的他，还是头回听说干部考核要一对一面试，“挺有意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面试内容？不知道！面试方式？不知道！面试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他惟一知道的只有四个字:正装出席。后来他才知道，仪容仪表也是考察的内容之一。

面试程序严格，大家坐在一起，挨个被叫进屋子里，面试结束，再被安排在另一间屋里休息，即使面试结束，也不能接打手机。

邱明君坐在椅子上，对面是40多名考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省委组织部的干部递给他一张考题纸。

考题很简单:在三台县的几年里，你认为最满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思考了两三分钟，邱明君选择“改变社会治安”回答第一道题，选择“未能给干部更好的待遇”回答第二道题。虽然考官现场未做出反应，但邱从考官眼神中看出，他的回答得到了认可。

第三道题擦出了火花。时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蒋先继毫不客气地指出:在民意调查中，大家认为你有些“软”。

“蒋部长说这个话，当时我就笑了，我说，蒋部长，凡是认识我的，都不会说我软，我是个很有个性脾气的人。”

邱明君确实不是个“软”的人，他甚至会因为县里存在的困难和提出的要求得不到解决，在市委常委会上和前一任市长争得面红耳赤。

邱明君知道蒋指的是什么。他说，开全县干部大会时，个别领导在会上对基层干部指责过多，甚至出言不逊，那时很多人希望我这个书记最后讲话，能当众批评或予纠正，但是我没有。在会上，我会给他们面子。“你可以问一下，会后我是怎么把那些领导叫到办公室批评的……”

四川省委组织部在报送中组部的材料中说，谈话的目的在于深入了解干部的仪表气质、工作思路、个性特点、发展潜力等，加强了与考察对象本人的谈话。

“考核最大的不同，就是考官会把民意调查的情况告诉我，如果他们不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是什么意见？又怎么申辩呢？”邱明君说，“我觉得这就是透明。”

绵阳干部考核试点后，邱明君于当年8月当选绵阳副市长。

本报记者 吴鹏 成都 绵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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