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除此之外，是不是还要赋予高校、尤其是那些研究型的高校以更多的自主权呢？

顾明远:那些选择上大学的同学，可以参加统一的高考，一般就考语文、数学、外语三门，普通高校按照统考的分数录取；类似北大、清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可以在统考的基础上自主出题加试考生，主要是根据考生专业的需求，比如说报考高分子专业的加试化学和物理，报考生命科学的要加试生物，就是要赋予这些研究型大学更多的自主招生权。

“减负”要推问责制

《21世纪》:除了考试制度之外，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现象也为众多家长所诟病，算是中国教育领域的一个痼疾。对于这个问题，您如何看？

顾明远:现在之所以学生负担过重，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教学课程内容多、要求高、题目难，由于课程内容多，课时不够，教师只能满堂灌，很难采取启发式教学，学生只能在课下消化吸收。

其次，应试教育深入人心，已经形成了分分竞争的机制，政府过分看重学校的升学率、升重点大学率、升北大清华率，学校和家庭过分看重学生考试分数，促使把涉及考试分数和升学的考核标准细化到学校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校长教师的业绩、学校的声誉都与升学挂钩。

同时，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值也普遍过高，为让孩子进入社会公认的优质小学、初中、高中和重点大学，不输在起跑线上，只要学习哪方面对升学有用，就让孩子参加哪方面的课外补习，不顾孩子的兴趣、天赋，挤占孩子的休息娱乐时间。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中国人现有的教育观念不转变，全国办两所大学就够了，一所清华，一所北大。中国社会现在还是一个面子社会，你的孩子上清华了，我的孩子上师大了，我就觉得不如你，面子上不好看。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而正是这样的传统观念阻碍了我们教育的正常发展。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减负不单单是一个教育内部的问题，与整个社会所处的外部环境都有关。虽然外部因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内部也不是说无所作为，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还是可以通过改革来推进这个内部小环境的改善。比如，可以改革政府对于学校、老师的绩效考核评价的标准；推行九年一贯制，可以实行一校一贯，也可以实行异校一贯，优质初中包几所小学，小学直接升初中，减少择校压力。办法还是很多的。

《21世纪》:近期，山东省正在力推素质教育改革，以高中阶段为突破口，政府严格规定了学生作息时间，不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严格查处违规增加学生负担的校长和老师。山东的改革，被很多教育界人士认为是破解应试教育难题的一个希望。

顾明远:山东的改革，我们也注意到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尝试。他们的改革首先是在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全省范围内推进的，政府层面给予了高度重视。我们调研组到烟台等几个地方考察过，地方上的对于这项改革还是很认同的，因为考试是全省范围内考，招生名额是面向全省分配的，全省都减，就不至于因为有些地方不减自己减而吃亏。

另外，他们还有一些具体的配套举措，建立省域内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管理和监测制度，首先确保学生的节假日休息时间和每天必保的睡眠时间，体育活动时间；不得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不得以升学率和成绩对学校和学生排名次；随时监测，并向社会公报。严肃查处加重学生负担的违规行为和相关责任人，有一些学校的校长因为违规补课就被撤了职。总体来看，山东这次改革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仍有一些问题还解决不了，比如学生请家教的问题，因为不是在学校范围内发生的，很难予以约束。

《21世纪》:山东省的此次改革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的强力推动，把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上升到政府职责的层面，调子比较高。

顾明远:这也是我们在调研报告中比较强调的一个经验，学生减负是政府的责任，要采取问责制。我们到学校去调查，老师们都表示愿意搞素质教育，但是无奈现有的考评体制就是看分数、看升学率，因为政府部门的领导重视这些，认为是政绩。

因此，我们提出了建立各级政府“减负”工作责任制，将各级政府认定为落实国家有关减负规定的第一责任人。省级人民政府重点负责辖区内高中学校办学行为，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义务教育阶段的办学行为。政府不得向学校下达升学指标。不得以升学率对地区和学校排名。充分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把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作为评价政府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并向社会公布。

我们在调研报告里也一再强调，解决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关键是要得到各级政府决策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