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坦言，浙江“省直管县”能够顺利实施10多年，并走到如今的制度化道路，是首先解决了县里的财政问题。因为，县级承担了许多基本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职能，如果本身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就很难运行好职能。

加强县域的财政能力，这对县完全行使职责是很有效的手段。“这样在行政上还是‘市管县’，但经济命脉却掌握了。”沈建明解释说，先从财政上来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更容易见效。所以浙江省这样逐步的改革可以收到更好的成效。要是行政和财政一起改的话，在很多层面上会贻误了财政本身的改革。

增加县自主权

据浙江省在文件中传达的意思，省直管县的重点并非“管”，而是把权力下放到县里，增加县的自主权。

随着县里权力的扩大，中央也提高了对县的关注。今年，中央组织部曾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县委书记的队伍建设的文件，实际上是提高了县委书记的重要性。县委书记在中央党校会进行培训，县长则到国家行政学院进行培训，而过去的这些培训都在省里进行。

“这些，都是权力下放的信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占斌说，县级政府得到权力的下放后，将有更大的自主权进行自身县域经济的发展。

张占斌说，按照放权的理论来讲，放权越多，省里需要管的东西反而是越少，县里拥有的自主权更大。“比如很多审批权的下放，以前是省里批，现在县里可以批了，省里就可以放开手来去做另外一些统治协调的事情。

而这些权力的下放，并非意味着要放弃城市的建设。而是想要达到中心城市要建设发展，县域经济也要发展，放弃以前那种牺牲县成全市的做法。

张占斌的说法在沈建明那里得到了证实，他说，事实上，扩权后的义乌财政收入也不多，去年69亿。而义乌保证财政收入保持一定的增长比例，如果提前达到，之后则不再继续征收。(时代周报记者 龙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