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沈建明曾向媒体透露，一个地级市具有大小权力1000余项，义乌已有618项。

毛寿龙说，“扩权强县涉及财政、土地管理、城市发展权限、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等几百项权限，或许是向县域自治走出了一步。”

有待进一步改革

“省管书记，省管财政，谁管都不是问题。如果只是停留在省市县三者的职权关系，停留在先拿走多少，再放回多少的思路，难以解决问题。”于建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省直管县，只是解决治理层级和规模问题，而体制性的突破，是解决政治权力来源问题。”

“县域治理需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一整套干部管理制度。”于建嵘说，“地方政治自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充分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需要改变目前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制度。”

县级领导干部回避制是当前中国重要的人事组织制度。湖南泸溪县委组织部官员杨子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的状况是，县委书记从上往下派的多，从下往上提的少。“提拔的干部也是异地为官，做到了县委副书记、县长的位置，可能会被调到其他县升任县委书记。”

于建嵘认为，县级应当由间接选举向公开直接选举发展，构建真正的基层自治体制。通过重新确立县级政权和县级领导人的政治定位，建立真正的责任政府。“建立县域政治的关键是建立政治授权程序，使县政领导获得实在的政治授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提出需要党内选拔和民主选举相结合，他撰文提出，基层官员不需要对中央政府直接负责，使县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单位在政权系统里开始边缘化。

因而他认为，一个可行的办法是首先建立县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中国有2000多个县，几千个县委书记和县长，中央政府应该像黄埔军校那样，不断地培训他们。中央已开始这么做了。”

除加强现任县委书记的培训，中组部提出建立新任县委书记任职培训制度，由中组部统筹组织实施，在中央党校等国家级培训机构进行。今后，新任县委书记的任职培训要在任职1年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