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打狗情况的通报中提及，“公安部门对拒绝、阻挠强制免疫和捕杀犬只的人员”，实施了“从重从快处罚”。

洋县西城一位汽修厂老板家里，至今有一道半米宽的血痕。血来自一只死去的德国牧羊犬，它两岁多，80多斤，是主人花了2600元从西安买回来的。

两个多星期以前，面对打狗队，主人不停讨价还价，他说，这狗从来都是用铁链子牢牢锁着，疫苗也是定期打的；他又说，我可以给狗焊一个铁笼子；最后他说，再给我4个小时，我自己动手。

但半个小时后，打狗队冲到了他锁狗的二楼房间门外，砸开了窗玻璃，对准角落的大狗就是两枪，血流满地。3个打狗队成员把牧羊犬一路拖到楼下的收尸车里，水泥地上留下一道半米宽的血印，从2楼的房间一直到1楼大门外，半个月过去了，血痕已经漆黑。

北城的何庆芳则是一个以拾荒为生的老人，年过七旬的她有6个女儿，一家13口人挤在4间平房里。打狗队清查北城的时候，她家年初刚养的小狗进入了捕杀名单。

这天，打狗队上门，老太太抱着狗躲到卧室里，把门给反锁了。打狗队拿着比犁耙粗的打狗棍砸门，把何庆芳家本来就朽蚀不堪的木门砸了个大窟窿(现在用塑料袋糊着)。门撞开了，门后的老太太也被误伤，她说自己当时“血顺着眼角往下流，把衣服都染了”。小狗被成功消灭。

何庆芳的三女儿气不过，冲上去理论，说狗打死了就算了，你得把人的问题解决了，结果打狗队的人开来了警车，威胁要以妨碍公务罪论处。

宁强县一对父女、洋县金水镇一个年轻人因对抗打狗行动，被处以拘留，并全市通报批评。

截至6月16日，暴风骤雨般的打狗运动过后，根据官方公布数字，洋县共灭狗12520只，超过全县总数的1/3，疫区犬类几乎绝迹。

狗道&人道

“三天三夜，满大街都是狗的哀号声”，一位当地的网民发帖说。

看着网上的打狗视频，蒋宏说自己浑身鸡皮疙瘩，头脑一片空白。她不忍心看，但又强迫自己看下去，只是不敢开视频的声音。

在秦岭山脚下一处废弃的工程指挥部里，她收留了160多条流浪犬，在她眼里，“狗是有思想有感情的”，而视频上那只戴项圈的土狗被固定在树上，尾巴光秃秃地摇着，“不是像平常那样欢快地在上面，它的尾巴是耷拉下来，然后尾巴尖儿朝上，那种肢体语言，它是在乞求。”。

狂犬病来了，对犬只进行大面积捕杀是中国历来的应急措施。在1985到1992年间，汉中也曾有过相同的举措，未见反弹。“这个方法是传统、原始、血腥了点，但却是最有效的”，汉中市农业局畜牧科科长史瑞华说。

而在互联网社会，这个血腥的土方法显然激起了网民的愤怒。

洋县打狗招致了网上一片谩骂声，中共洋县县委书记党正清的手机号也被人肉搜索出来，那些天，洋县乃至汉中的农业局等政府部门的电话被打爆，声讨者来自各地，连河北、四川的口音都有。

“洋县一部分养狗户走了极端了，在网络上大肆地诋毁、攻击政府”史瑞华认为。

“汉中打狗”的帖子在网上风行两三天后，人们发现，汉中的百度贴吧开始删帖了，含有“反对打狗”关键词的帖子基本发不出去，汉中本地的宠物论坛亦被屏蔽。

按史瑞华的说法，“当地的老百姓还是很理解的，就是网上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洋县防狂办的工作人员进一步分析了反对打狗的三类人，“一是闲得没事的，二是养了狗的，往往很值钱，三是对政府有积怨的”。

本地人在高压下沉默下去，而外界的非议和质疑并未平息。成都、西安等地动物保护协会和来自北京的记者等12名志愿者集结起来，自费前往汉中了解情况。其中，在四川合法注册的启明小动物保护中心甚至带了律师陪同。

6月5日，蒋宏等志愿者一行人来到汉中市政府，对“汉中打狗”一事提出交涉，希望当地政府停止“杀戮”，并为防止狂犬病疫情提供科学帮助。

蒋宏与流浪犬们相处了5年，她的胳膊上、腿上甚至屁股上都曾被狗咬伤。她说，狂犬病是一种可防可控但不可治的顽疾，只要定时为犬只注射疫苗、做绝育手术，控制住犬只的数量，疫情是不会发生的。

志愿者们希望政府能科学、人性化地处理这件事。“我问他们，杀死那些野犬、带毒犬的依据是什么，有过抽样检查吗？病死的人真的是死于狂犬病吗，他们的疫苗有没有问题？”蒋宏的语速很快，声音很高。

而打狗者愿意探讨的，仅仅是如何在杀狗时含蓄一点——他们也偶尔觉得以往的手法过于血腥。对此，蒋宏一下子心凉了。

汉中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再强调，疫情非常严重，政府非常着急，为每一只狗检疫、安乐死并不现实，如此的社会成本太高，“人比狗重要，以人为本，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求。”

这次谈判的结果并不愉快。在汉中3天的行程里，蒋宏发现，志愿者们被一辆黑色的比亚迪跟踪了。

除了聚集在蒋宏周围的几位志愿者，汉中打狗风暴之后，还有数十名志愿者零散地行动着。他们去探访失去爱犬的家庭，去乡村调查打狗的野蛮程度。很多时候，志愿者们的悲伤与愤怒看上去还甚于那些已接受现实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