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慧星们的反腐票

还有相当一部分反对票出于对司法机关个别人员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的反感。

代表梁慧星直言，司法腐败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两高报告反映出来的态度有所差别:“最高法院不敢直面问题，最高检则报告明确态度坚决。”据此，他对最高法的报告投了反对票。

法律学者侯猛发现，治理腐败的力度一直左右两高报告的通过率。他说，1999到2003年间，最高法院报告的通过率总体趋势高于最高检察院，其中一个原因是，那几年腐败大案频发，民众对检察院反贪力度不够有意见。

2004年以后，每年两高报告通过率，最高法总体趋势低于最高检。据侯猛分析，法院的正义形象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想象性地放大，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客观上又不能成为各类案件的最终解决机关，法官腐败现象反而不断被揭露出来，凸现出法院的权力缺少有效制约。相反，最高检的地位和形象被弱化。总之，两高报告通过率集反映了民众对反腐的情绪倾向。

今年最高法院的通过率低于最高检，难脱黄松有等法院系统内部腐败案的影响。除梁慧星不满外，政协委员李蓝也说，黄松有案件涉及到法院系统的高层领导，黄涉案极大损害了司法系统公信力，但最高法院工作报告里没有正面提到这一点，如果他有投票权，也将投反对票。

也有代表、委员认为，是否在报告里提黄松有案不应该成为评价报告的主要标准。“对于两高，最应关注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处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腐败仅仅是影响公正的一个因素，干预司法、受案范围太小等等，都可能影响公正。

弃权票里不只有“无可奈何”

两高的报告到底写什么怎么写，才能得到更多赞成票？从每年年底开始到报告发表前几天，两高报告写作班子就一直为此绞尽脑汁四处奔走听取意见。熟悉此中情况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到整体框架、各部分的篇幅分配，小到一个词的添加删除，都经过数十次锤炼。

年年下苦功，年年有不满。梁慧星说，今年他不满最高法报告的原因还有，过去一年过分强调马锡五审判方式和民事调解，有的做法甚至背离了法律精神:“有的法官跟当事人说，如果你不接受调解会如何如何！”

在最高法院报告征求专家意见时，有多位专家也提出，司法为大局服务，不能脱离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代表陈舒认为，涉法上访的事情，不应该由法院做。

政协委员杨海坤也提出意见，他认为，讲政治和讲法治怎样很好地衔接，这点两高还有待改善。

澳门代表梁维特也认为，法官的职责应该是专业、高效、正确地判案，很难同时做一个社会活动的公关高手。

部分代表期望以投反对票，来提醒有关方面作体制上的改革。这一点，港澳两个法治较成熟的地区代表更有深刻认识。上届香港代表薛凤璇连续十五年对两高报告投反对票，原因之一是，目前公检法三家关系不顺，在此前提下，两高工作不可能有太大改善。“投了反对票，又如何呢？”全国人大代表陈舒之所以没投反对票，也是因为体制的原因。她非常赞同今年广东团审议两高报告会上，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表的意见，大意是，“社会上很多问题通过两高的工作表现出来，都是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非两高自己所能解决。”

这或许可以解释今年两高弃权票为何大量增加——对最高法的弃权票，就由去年的120票激增至今年192票。对于体制上的变革，更多人通过弃权表达“无可奈何”。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投弃权票的代表认为，弃权票同样反映了对两高工作尚有意见，实质上是以相对温和的方式来强调司法体制变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发自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