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另一面是，现今的媒体环境发生了变化，在中央强调对重大突发事件不得瞒报，做到信息公开之后，主流媒体更加关注热点事件。面对大环境的变化，县委书记能不能适应，会不会采用正确合理的方式，使问题不至扩大并得到有效控制，最终顺利化解，这些都是考验。县委书记都置身基层的“前沿”而没有任何缓冲地带，他们面对的挑战可想而知。正如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所言，“县委书记要真正用心，真正用脑，真正用力，才能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未来发展的核心

中央强化对县委书记的培训，还基于未来发展层面的考量。

对此，毛寿龙这样解读，“从我们整个国家的时代背景来看，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发展大城市，但是现在不可能再去依靠这些大城市进一步扩张，比如像上海、北京、重庆这些大城市如果再扩大一倍的话，像北京已经1700万人口，到3000多万就没法活了。

”

中国有着沿袭数千年农业大国的历史背景，在实现城市化的进程中，是否城市数量增长越快越好？城市规模越大越好？“好大”、“贪大”、“夸大”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决策意识的“通病”。地方城市报的头条常常是“城市范围扩张”一类的新闻。大城市已经让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而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还面临着许多障碍。现有的大中城市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亦有以下制约的因素: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城市的失业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大量的人口涌入，势必会加剧就业压力，并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我国现有的城市在城市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的供给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在这种条件下扩张现有的城市，将造成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盲目扩张，形成了贫民窟和“棚户区”，导致黑社会犯罪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以说，中国的未来，真正的发展还是需要依靠县一级的城市。它们逐步发展以后，使得整个地区的经济在全国数一数二，像浙江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毛寿龙说。

另外，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观察，中央、省、地、县，一直到乡镇及行政村，级别太多，改革中哪一级能够虚化？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地级市的政府慢慢会虚化。而这一级的虚化实际上等于县级政府的地位慢慢提高。由此看来，中央对县委书记加倍关注，释放的信号，意味着体制将渐趋扁平化。

腐败重灾区

然而，县委书记这一群体近年来屡屡出现问题。

在安徽，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现任和原任县委书记因腐败被查处，原因多是买官卖官。其中陈兆丰案成为安徽省历年来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县委书记职务犯罪要案。涉嫌向陈兆丰买官并如愿以偿的干部达110人，涉案金额150余万。此外，河南西华县原县委书记栾蔚东涉嫌经济违法违纪问题被查处；河北平山县原县委书记刘秀田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已追究其刑事责任；四川泸定县原县委书记黄文犯受贿罪被判刑14年；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因利用职权大搞“钱官交易”被查处，等等。一些县委书记的腐败行为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

县委书记何以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

有专家认为，按现行体制，县（区）委书记的“集权程度”过高，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是县委书记“一锤定音”。由于书记一言九鼎，干部提拔中的组织考察、常委会、书记碰头会等程序看似“关卡重重”，其实最终体现的多是书记的“个人意志”。高度集权的体制为县委书记提供了腐败的空间。

譬如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在翼城主政8个月，大肆卖官索贿，29次受贿88.8万元人民币，案发后被检察机关扣押冻结的财产共计人民币781万余元、美元89591元。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武保安及其妻子王临风多次感慨万千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县委书记拥有了官帽的“总批发”权，拥有县长不能企及的“拍板”权。毫无疑问，腐败由此生成。

监督机制的缺失，在县委书记的前“腐”后继中得到了集中反映。“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这是对县委书记监督的现实难题。

高度集权的后果就是县委书记成了县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制约他的力量。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把手的堕落会直接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于是，干部们会把这个县看作是县委书记个人的天下，好一点的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坏一点的就主动参与买官卖官的潜规则。

在目前的领导体制下，党内民主、党内监督成效有限；党外监督要么无从介入，要么不敢实施。曾有走上犯罪道路的县委书记哀叹道:“生（提拔）有人（组织部）管；死（处分）有人（纪委）管；中间（如何保证权力谨慎安全运作）无人管。”这样的话着实耐人寻味。

由此看来，我们既要发挥县委书记的核心作用，还要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委书记的权力。

从2002年开始，中组部在吉林、浙江、湖北、四川4个省，开展了“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调研试点工作，研究县、市委书记在用人上的权力范围、规则和程序、应负的责任等，通过健全制度、强化监督，使之既有利于工作，又受到有效约束。目前，这项试点已扩大到17个省区。

与此同时，各地规范“一把手”用人行为的新措施不断出台。浙江省瑞安市实行了全委会成员民主推荐提名干部制度；吉林省桦甸市提出了“隐形权力显形化、显形权力规范化”的新思路；湖北省谷城县实行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程记实制度。安徽在5个县和1个市区试点，缺位公推，提名、酝酿、考察全程实行差额，公开选拔，常委会票决等新的选人用人办法。

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必须从科学“分权”和强化监督入手整肃县政，提高这个群体的整体素质，选配好、使用好、监督好、管理好县委书记。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