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对这段“激情岁月”，丹增曲杰日后不愿多提，达赖也是屡屡回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这跟一桩谋杀案有关。上世纪60年代，从康巴、安多等地区逃到印度的土司、头人以及一些教派中的上层僧侣，联合组成了“藏人幸福事业会”（即“十三集团”），试图与达赖集团相抗衡。在此后10余年间，“十三集团”多次抵制达赖的决定，还拒绝向“西藏流亡政府”交纳“独立捐”，也不参加“西藏独立”示威游行。1977年，早就想铲除异己的达赖兄弟，决定向“十三集团”下手——仍在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任职的丹增曲杰，带着一帮暴徒，冲进“十三集团”头目贡唐楚臣的家中，并亲自开枪打死了这个政敌……这起谋杀事件，使达赖集团内部的反对派惊悸不已，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对达赖“抗旨不遵”了。

宣扬暴力，嗜武如命

1980年，丹增曲杰从印藏特种边境部队退役，开始出任“西藏流亡政府治安部”的副秘书长。第二年，他又回到达赖身边，进入达赖喇嘛办公室(也称“译仓”，是达赖集团中最具实权的机构)，历任特别助理、副秘书长和秘书长。

在“西藏流亡政府”中，“译仓”由达赖直接领导和指挥，是达赖集团重要的决策和权力机构。“西藏流亡政府”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译仓”呈报给达赖；其主要公文、政令，要经“译仓”审核、盖章方能生效。如此重要的部门完全被丹增曲杰所控制，可以想象其权力之大。

嗜武之人一旦手握重权，就有可能掀起大规模的暴力活动。丹增曲杰也是如此。他曾多次公开说:“只有武力，才能迫使中国人离开西藏”，“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等等。

不能否认，丹增曲杰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曾谈过“用非暴力手段解决西藏问题”。但他还说过:“我们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国人赶走。”其狰狞面目显露无遗。

——桑东仁波切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西方人称之为“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与其他“藏青会”的创建者一样，同样崇尚暴力。他一直隐身于达赖背后，却手握实权，被视为达赖政治遗产的继承人。

今年年初，桑东仁波切在接受《今日美国报》记者的采访时，曾颇为“自豪”地说:“1939年，我出生于藏东（即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5岁时被确认为第四世桑东仁波切的转世，12岁开始学习佛学，1959年随同达赖喇嘛到了印度。在前往印度的途中，达赖喇嘛任命我给随众僧侣当老师。那时我才20岁！”

桑东仁波切确实是个好学之人。他对藏族文化、宗教和历史都颇有研究，还攻读了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

现今在达赖集团中手握重权的桑东仁波切，很早就进入了“西藏流亡政府”。1966年，他给达赖当了半年的私人办公室秘书长，为日后的升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年后，年满30岁的桑东仁波切，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公开从事政治活动。这一年，在达赖的授意下，他开始参与组建“藏青会”。1970年10月，“藏青会”成立时，因在筹备工作中“表现突出”，桑东仁波切被达赖推荐出任“藏青会”第一届副主席，从此一路“飞黄腾达”，直至2001年当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

桑东仁波切不像丹增曲杰那样喜欢蛮干，因此，他在达赖集团内部搭起了丰厚的人脉关系。而且，他很注意与外界保持联系，除了重视与印度的关系，也经常到西方国家走动，企图让自己成为能被印度和西方国家都接受的人物。经过长期谋划，如今，他已被达赖集团内部和外界视为达赖的“政治接班人”。

桑东仁波切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曾很坦率地说，考虑到达赖年事已高，未来他将掌握达赖集团“真正的政治权力”。那么，他“掌权”后会干些什么呢？一次，他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声称:“中国中央政府要求我们接受西藏1951年前也一直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但这不是真相。其次是自治权力，西藏人有600万之众，但现在分布在11个地区内，我们要求所有西藏人的生活区应该统一成一个‘大西藏区’(注:达赖集团提出的‘大西藏区’除了西藏自治区，还包括青海省全省、甘肃省南部、四川省西部和云南省西北部，总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超过中国国土面积的1/4)，并将其他民族迁出‘大西藏区’。但中国中央政府不同意我们的要求。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可以在其他问题上做出妥协。”

有充分证据表明，桑东仁波切已经在为将来“执政”做准备。“3·14”事件发生后，他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进一步扩大“革命成果”。他的“藏独”本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