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敏感事件”不断。除了现实生活偶发的一些“冲突”外，网络之上也出现了“爱国者”与“汉奸”、“愤青”与“精英”的对峙。当“红心中国”让许多人的MSN上红成一片时，也有一些人则打出了“伤心中国”的签名；当抵制者抵制家乐福时，另一些人则高喊“国富民穷，不抵制法货，也不抵制美货，只抵制蠢货”。

“一个爱国，各种表述”。爱国，还是不爱国，怎样爱国，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时下似乎也成了问题。如果我们站在30年来社会成长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不难发现，这些问题的提出已经彰显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至少，这种“分裂”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走出旧有的“国家至上”的价值体系，开始重新审视一个现代国家的价值内涵以及国民应该就此秉持一种怎样的情感。

爱国青年去“捉奸”？

爱国必须讲逻辑。国家只是全体国民缔约产生的一个组织，是国民用以谋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在此意义上，爱国主义真正要做的不只是督促每个人去爱国家，更是要让国家能够爱每一个人。不认清这一点，不对潜藏于爱国主义和国家之中的进攻性设限，事情便有可能走向善良愿望的反面。

“爱国青年去捉奸！”“网络义和团”纵横捭阖，似乎成了网络生活里的一个“常态”。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指责他人是“汉奸”，难免给人一种“莫须有”的印象。人们不会忘记，早在15世纪以后欧洲发起搜巫运动时，一个理由便是女巫与魔鬼性交，并且缔约。今天我们知道，那只是文学想象代替了客观现实。

近日，在抵制家乐福的过程中，除了网上被揪出许多“汉奸”、“卖国贼”，网下甚至还有抵制者针对反抵制者的围攻发生。如上所述，“爱国”的道德如果冲出自由或者法律的边界，便具有某种进攻性。然而，不乐见的是，有些“爱国青年”喜欢成群结队在精神或者思想上对不合其心意的人们打家劫舍。如果你不遵从他们的“爱国”逻辑，他们就不仅会指责你不“爱国”，还要给你贴上“汉奸”、“叛徒”等种种污名。“爱国”未必不好，但是如此“讨外伐内”，啸聚网络，围攻商铺，甚至强迫他人和你一起“爱国”，而且非“爱”它不可，则一定是坏事，因为这不仅意味着道德上的胁迫，更否认了他人理性的存在。

2008年1月17日，CNNIC发布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12月，中国网民数已增至2.1亿人。目前中国的网民群体仍以青年为主，总体网民中的31.8%都属于18~24岁的青年，18~35岁年龄段之间的网民人数超过了60%。如果“爱国青年去捉奸”反映了这一代青年人的主流民意，这一现状无疑是值得忧虑的。

不过，有个现象值得思考:为什么同一篇文章在不同的论坛得到的反馈却完全不同？为什么你在某些门户网站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而在其他一些论坛却成了“国家的栋梁”？传播学有个“沉默的螺旋”的理论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进程。

大众要求同质化和极权政治一样，都会压垮每一个反对派。就像平常的讨论中我们经常见到的“愤青”与“精英”之争,在《大众的反叛》中，加塞特将人类分为两种，一种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与使命，另一种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前一种人，即所谓“精英”。不难发现，“精英”与“大众人”的区别，不在于禀赋，而在于对人生和周遭事物的态度。或者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独立思考者，另一种是想当然的附和者。按照这种区分，每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都是精英。

当然，很多时候人们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或者说，整个社会应该反思，为什么许多人自以为在独立思考，而思考的结果却是极其相似的。

“愤青表达”与“愤青政治”

尽管“愤青”或者大众走上街头，但是具体到每个人，他们通常都是处于匿名状态。与此相比，精英似乎占有更多的“人均话语权”。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大众需要的是迎合，而不是说教或者引领。那些引领大众的人，实际上也是大众最好的奉承者。如果大众声称要得到月亮，会算计的政治家们通常也会答应他们很快就可以得到月亮。

当然，“愤青”并非理性人所批评的那样一无是处。如帕斯卡所言，心灵有理性忽略的理性。也就是说，在人的自觉上理性与愤怒之间有一座可以互相抵达的桥梁。有人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是愤青，是心灵有问题，30岁以后还是愤青，是脑子有问题。此言对错暂且不论，但是，可以想见的是，“愤青精神”与“精英精神”，心灵与头脑的冲突，在一个人一生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

今日中国有“愤怒青年”在，未必是件坏事。所谓“愤怒出诗人”，愤怒有时也是关乎心灵的事。面对人世间的不公与不幸，一个社会是要保留些愤怒的火种的。一个人，如果丢失了心底的愤怒，难免会把冷漠当理性。

无论是“愤青”，还是“精英”，表达都是重要的。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最需要做到的无疑是从这些杂乱的呐喊甚至谩骂声中听到理性的声音或者发现社会需要改良的内容，而不是从道德的高度，指责他们的表达，甚至捎带上他们的表达权利。否则，就难免变成“高级愤青”骂“低级愤青”、“上等愤青”骂“下等愤青”、“权威愤青”骂“草根愤青”的味道。

真正可怕的是国家被“愤青政治”左右。如果愤怒不是发自内心，是受了瞒骗被鼓动起来，煽动仇恨，就会大难临头。如Jean-Marc BERTHOUD所说，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地方被“愤青”统治过，这些孩子为梦想与激情而生，将他们的梦想强加给了社会。他们会永远停留在青少年时代，为建立一个乌有之乡，不惜通过血腥的行为将人类的基本价值一并摧毁。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有一定比例的愤怒青年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把这个国家交给一个“愤青”去管理，并且逼迫全体国民都跟着他“大家都来做愤青”，连温良的老人和天真的孩子都不放过，那么最后就难免会弄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在开放中爱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受到了海内外学界以及各国政府持续关注。

有人曾这样形容时代变迁的动力:一种思想战胜另一种思想，未必都是因为后一种不好，而是因为坚持后一种思想的人都已经过世了。可以肯定的是，一代青年的价值观将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未来。换句话说，如果想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前景，最好的途径莫过于研究这一代青年人有着怎样的价值取向，尽管青年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会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变化。

国外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时，总是疑虑重重，要么为中国担心，要么担心中国。“中国崩溃论”害怕中国经济一落千丈，因“内爆”导致“黄祸”；“中国威胁论”则担心中国崛起，因“外爆”引发“红祸”。前些年，甚至有人担心，同样有着历史屈辱与极端民族主义浪潮的中国，会不会像德国一样崛起？

以目前的人心与世界大势，中国不会也不可能重蹈德国的覆辙。首先，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吞并“社会”的主义，在复兴与复仇的狂热中形成并且壮大，其崛起是在德国社会由开放走向封闭的呼声中完成的。与此相反，今日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虽然观点纷呈，或有对立，但在努力接驳世界、充分世界化等方面却有共识。绝大多数青年人也正是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自古具有天下主义传统，“普天”、“四海”、“宇内”等都不具备“民族国家”的概念，没有可供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的哲学支撑或思想来源。而且，中国也没有发育出具有排他性的宗教，中国文化极其包容。事实上，从中国知识分子对欧盟建设的关心即可表明，中国人关于“四海之内皆家国”的天下传统并没有丢失。

如有学者指出，把北京奥运会当作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的中国版加以诋毁，对一个正在崛起并有待民主化的大国进行价值围剿，表明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西方政治家和西方舆论界在政治智慧上并没有太大长进。德国纳粹也是“一战”战胜国亲手制造的祸患，他们对德国崛起的恐惧导致他们对德国的过度惩罚，使得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裂变为仇恨和报复，这正是酿造希特勒主义的最好酵母。而这一切，显然是今日中国政府以及所有外国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

如上所述，如果“西方世界”继续将中国设为假想敌，鼓吹“中国威胁论”，势必激起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高涨，同时也为那些反对开放、想着开历史倒车的人提供支持。问题在于，如果国外封锁你，你自己也真的封锁起自己来，开始抵制“洋货”，一起做减法，岂不是“锁上加锁”，对自己的命运“落井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