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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使馆另外运用的“日本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还有很多。
2004年11月，中国驻日使馆举行了和“日本邻居”的“恳亲会”。“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使馆和今天来的朋友也是近邻。”会上王毅说，“各位高邻对中国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可以轻松地和我们交流。”
“王毅的演讲经常很煽情。”《日本新华侨报》记者黄文炜说，她甚至觉得王毅演讲时的号召力，跟小泉纯一郎“很有几分相似”。
黄文炜也注意到，在这类活动中，王毅几乎从来不吃饭，因为一直有人排队要跟他合影。“任何人要和他合影，他都尽量满足。”“他也很配合记者拍照，左边看看，右边看看。特别是很多日本女记者总喜欢去采访他，因为觉得他很帅。”
“不少场合，按照既定规格，是不需要大使亲自出席的，但是王毅都去。”刘迪介绍说。他称王毅的这些工作为“苦心贡献”，因为“尽管有时候不出头露面才是聪明的做法，但是在中日高层关系到这步田地时，在民间交流方面，大使不出面，谁出面呢？”
不过，当时两国高层互动依然霜厚冰坚。2005年5月，时任日首相的小泉纯一郎表示“年内将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中断访日行程回国。当年8月15日，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当年12月12日，王毅回到北京，疗养并述职。
这一年，中国反日游行的画面，在日本滚动播放。
驻日大使是最累的
“做大使是很累的，可能驻日本大使是最累的。”一位资深外交官感叹。
在共同社的河野彻的评价里，王毅是“历任大使中做得最好的”。河野彻还能回忆起，20年前初到日本使馆时，王毅和他们一起去钓鱼聊天的情景。
“日本的财界政界高层，喜欢借助打高尔夫球搞交往。”刘迪说，“而中国驻日使馆团队，打破了这个模式，在日本普通民众中塑造了更有亲和力的新形象。”
王毅的博士导师、外交学院教授周启朋称赞自己的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强”。而从某种程度上说，重新拾起以民促官，或许也的确是在中日高层互动停滞的局面下，最合理的策略。
中国驻日使馆团队和日本的财政两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大家都随时打电话，互相很熟系。”一名熟悉驻日使馆工作的人士透露，“使馆举办诸如国庆招待会之类的活动，很多日本议员、内阁大臣都会出席，包括很多的右翼成员。”
“在我们对小泉明确表示‘不欢迎’以前，他都以日本首相身份参加中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这位人士说。
2006年8月间在东京举行的第二届“东京-北京论坛”上，王毅在演讲后，首先与安倍晋三握了手。一个月后，安倍接任日本首相，继而到访北京，中日高层互动的坚冰开始消融。
“以民促官，最后还是要促官。”中国驻日使馆一名官员对本报记者说，“最重要的是抓住说了算的人。”
据了解，公安部已经在驻日使馆派驻两名武官，负责和日本警方协调与中国公民有关的治安和非法移民问题。这曾经认为是挑衅中国的议题，现在两国业已开始技术层面的合作。
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晨练时和日本民众聊天，王毅微笑着做起了翻译。家长里短的话题应当也比政治议题轻松得多。
把坚冰变为暖流，并非朝夕之功，诚如日本问题专家卓南生分析，“不可能期待产生类似中日恢复邦交之前影响巨大的民间外交的作用。”而几名东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也介绍说，他们和周围的日本同学谈及中日关系，主题词依然是：“民族主义”、“台湾”、还有最近增加的“食品安全”。
对于亲历中日关系走出谷底的王毅来说，可能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可怕。“我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始终是乐观的。”在旅日中国人特别举办的送别会上，王毅如是说。
(司徒北辰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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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郑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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