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判断，此期支持越南抗战仍然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没有因中美关系的发展让中越关系受到任何损害。但同时，中国的做法也的确为继续打开中美关系留有余地。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明显事例是，在1971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谴责南越军队入侵老挝的当天，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对挪威驻华大使说，由于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不可能恢复华沙会谈，但迟早是要坐下来谈的。乔还特意要求提请美国方面注意这段话。当美国发表声明，努力使中国理解在老挝的有限目的，并在一个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呼后，基辛格注意到周恩来3月初访问河内时对美国表现的克制态度:“丝毫没有对尼克松进行人身攻击，或威胁说中国要进行干涉”。[32]

拒绝施压，对巴黎和谈采取不干预政策

（1971年4月至1972年3月）

此期，通过高层接触，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中美之间实现了和解。在越战问题上，中国拒绝向河内施加压力，帮助美国从越南脱身，而是继续组织大规模援越，同时对巴黎和谈采取不干预政策。除了坚决反对越南向苏联靠近，北京没有因为中美关系发展而改变对越外交的基本方针。

1971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随后，尼克松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反映了此时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报告在回顾几年来中美关系解冻的历程后，提出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各种对策: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五、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考虑到美国反对党的存在，报告认为，即使上述各项“完全谈不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报告最后专门提到了中美会谈是否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的问题，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报告认为，印支三国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各方再予大力支援，必能获得最后胜利。[33]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解决与美国关系的各项考虑中，台湾问题占主导地位，即使涉及到越南问题，也认为中美缓和对越南是有利无害的。中国似乎还未了解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对中国的希望，也没有认真考虑中美和解与越南战争之间的关系。

当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在章文晋的护送下由巴基斯坦秘密飞往北京时，在美国的议程安排中，除了重申美中和解的战略基础，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印支战争。基辛格把与周恩来会谈的更多时间花在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上，显然是试图让北京说服河内加速和平谈判的进程。为了把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与美国结束越战的愿望联系起来，基辛格告诉中国人，越战结束后，美国准备在短期内从台湾撤走三分之二的军队。但周恩来声称全不知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既没有答应敦促越南改变其谈判立场，对基辛提出的促使河内改变战俘政策的请求更是置之不理。以至后来基辛格向尼克松报告时认为:“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使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很大”，在总统访华之前或期间，“他们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会是强硬的”。[34]

越南人对此却疑虑重重。尽管周恩来在送走基辛格的第二天就提出秘密访越，并于13日和14日连续同黎笋和范文同会谈，通报了中美会谈的情况，但河内还是在《人民报》发表的社论《“尼克松主义”的破产》中影射了中美会谈一事。对此，周恩来心怀坦荡地批告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又说:“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35]

此后不久，周恩来又反复对外国新闻界发表讲话，阐明中国的立场。周恩来强调:要想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美国就必须从外国，首先是从印度支那三国，撤走他们的一切武装力量，让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中美会谈的内容都是两国间的问题，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制度不同，政策也有原则分歧，要实际解决问题是困难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支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最后胜利；解决印支问题是属于印支三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预，而越南问题就必须由越南代表同美国直接谈；中国没有出卖任何原则，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作买卖。[36]

接着，北京以极其热烈和隆重的方式破格接待了范文同及其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人民日报》不仅在头版刊登了发表范文同的大幅照片，还专门发表了社论。周恩来亲自全程陪同访问，代表团在北京和外地均受到数十万人的夹道欢迎。在会谈中，范文同通报了越美谈判的情况，要求中国继续支持其抗美战争，并着重帮助解决运输问题。周恩来则向越方通报了基辛格关于美国对越谈判的基本方针。11月25日中越发表的联合公报充分表明了中国支持印支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不可动摇的既定方针”，中国人民将始终“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决心抗战到底，中国人民决心支持到底。为了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人民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支持越南关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基本立场，即美国实现全部撤军和放弃对阮文绍政权的一切支持。[37]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加强对越物质援助。1971年9月27日，中越政府在河内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包括这项援助协议在内，仅1971年中国就与越南签订了7项无偿援助协议，金额折合人民币36。14亿元，占该年度中国援外协议总额度的48。67%。[38] 考虑到中国加入联合国后大大增加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39] 这笔数字的确是可观的。仅就军事援助而言，近两年的援越物资超过了以往20年的总数。[40] 此期中国加强对越援助主要是担心越南倒向苏联一边，正如周恩来曾向黑格指出的，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防止北京与河内关系的恶化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中国认为，如果它还想把苏联在河内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的话，就不得不支持越南。[41]

临近尼克松访华时，美国再次开展外交攻势，要求中国支持其对越施加军事压力的方针。对此，北京采取了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和不介入美越和谈的谨慎态度。1971年12月，针对北越军队大量集结的情况，美国政府不顾报纸和国会的愤怒抨击，对北纬二十度线以南的越南供给基地进行了两天的轰炸，同时给莫斯科和北京送去了强硬的照会，警告说，如果北越发动攻势，就会招致最严重的报复行动。其目的是希望河内的盟国为了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转达这一警告。中国没有立即做出答复，[42] 但是当1972年1月初为尼克松打前站的黑格一行到达北京时，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对河内的道义上的支持，并敦促迅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削弱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关于尼克松访华，周恩来一方面表明中国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一方面指出，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对于总统访华将带来不利因素。[43]

1月25日尼克松发表了敦促越南恢复和谈的公开讲话，同时与莫斯科和北京联系，表明美国的让步已经到达极限，如果河内发动军事攻势，美国将作出强烈反应。周恩来通过私下渠道“回复了一封尖刻的信”，声称中国不了解和谈内情，并指责美国企图把中国纠缠到越南问题中。复信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从未要求美国就越南问题作任何许诺，而中国自己也没有作任何许诺。[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