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互相做出和解的姿态以后，中国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969年4月29日李先念与黎德寿会谈时重申了林彪的话:最后的胜利是打出来的。并告诫越南人胜利不能在谈判桌上取得。谈判是次要的，其目的只在于暴露敌人的计划和部署。[11] 6月4日周恩来召见驻越大使王幼平等人，表明了中国对越战的态度:“无论如何要竭尽全力帮助越南打赢这场战争”。[12] 对此，美国是有体会的。基辛格在敦促莫斯科应在和谈问题上对河内压力时，谈到了他对中国立场看法。基辛格认为美国准备采取“适当措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华盛顿“丝毫不能证明北京领导人准备对美国执行一项更为和平的政策”，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依然如故”。虽然“就军事和经济潜力而言，中国在若干年内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迄今中国“显然在避免可能引起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任何事情”，但美国仍然有所担心，基辛格认为，“不能用逻辑推理来评估毛泽东的行为”，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对抗”中。[13] 中国领导人对美国也有同样的担心。毛泽东强调: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尼克松政府正在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口头上侈谈和平，实际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14]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尽管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气氛，但是当美国把印度支那战争扩大到柬埔寨时，中国还是做出了强烈反应。4月24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三国四方会议）在广州郊区召开，表明中国政府对印度支那人民反美斗争的全力支持。5月11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再次表示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越南飞机可以到中国降落，“我们不怕。如果美国人要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他就来嘛。”毛泽东还强调:“谈判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15] 5月16日周恩来召集了外交部临时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应推迟中美会谈，并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和在北京的西哈努克政府。接着，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商定:推迟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会谈；建议毛泽东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召开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京的群众大会请毛泽东、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讲话。次日，毛泽东在会议的书面报告及外交部关于推迟中美会谈第137次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16] 虽然基辛格从5月20日毛泽东声明的字里行间中寻觅出值得宽慰的信息，但尼克松对此却勃然大怒，下令第七舰队在越南以外的舰只在24小时之内全部开进台湾海峡。[17]

中国之所以反对和谈，在更大程度上是担心苏联在印度支那地区扩大影响。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告诫越南人，“不能过于依赖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援助”，还说，中国过去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依靠他国，特别是苏联，结果当苏联停止援助时，给中国造成极大的困难。“你们应在长期的战争中，严格遵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针对苏联武器比较先进，适合于越南发动大规模作战的情况，中国领导人特意指出，目前组织大规模战役是不可行的。[18] 几天以后，周恩来在劝告范文同等人要警惕和谈阴谋时，又特别指出依赖苏联援助的危险性:“和谈期间，如果你们不接受苏联的意见，他们就会切断对你们的援助（或许你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一点）。苏联会施加压力，迫使你们在不需要谈的时候，或是在他们确认一个中立国政府并与之秘密接触时，进行谈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越南党和人民将处于何种形势之中？你们应该好好想想。苏联谈什么和平、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是要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我还是坚持早些时候我与范文同和十菊说的话，你们应少花些外国的钱，少把正式时间耗费在巴黎和谈上。”[19] 对于越南派学生到苏联学习，中国也表示不安。周恩来后来对范文同说，“我们认为在越南训练你们的学生比把他们送到欧洲去更好些，因为那里的生活方式不同，年轻人会受到其他思想的影响，这会在他们返回时给我们造成困难。因此你们不应该把他们送往国外。我们可以派教员到越南去对他们进行教育。”[20]

河内对中国的全面支持固然满意，但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并平衡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越南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特别是希望中苏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援越。[21] 中国对此明确表示反对。1971年3月初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访越，专门谈到同苏联搞所谓“联合行动”的问题。周恩来表示:中国不赞成把别的国家的问题服从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周恩来说:“苏联希望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在这个阵线中我们都必须听他的。”“如果我们站到苏联一边，他们就会控制我们。”同时，对范文同提出的由中国挑头组织反美日联盟阵线的建议，周恩来也未表示响应。[22]

这一时期，为了抵消苏联的影响，中国没有因开展对美外交而减少对越援助。如果说前几年中国因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的激进思潮以及越南与苏联日益接近有所不满的话，[23] 那么在中苏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特别是越南党内亲华派代表人物胡志明去世以后，印度支那地区对于中国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而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也有了明显加强。毛泽东在1969年9月底会见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表示，中国可将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个省区作为援越的基地。随后，这些省区便“闻风而动”，成立了援越小组，并立即着手与越南的受援省洽谈援助项目。其中确定的援越项目有:广东援助广宁省20个，广西援助谅山省13个和高平省12个，云南援助老街13个、莱州15个、河江12个，湖南援助和平省16个。[24]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随着中美关系不断走向和解，中国的越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反而日益加强。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越合作关系时说:“毛泽东同志经常提醒我们要了解你们的困难，由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前方与后方的关系，因此这些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我必须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从现在起，如果有新的困难产生，希望你们通告我们，我们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周恩来还告诉范文同，对于越南定购的一些已经过时的武器，中国主动进行了改进。[25] 两个月后，外交部就援助越南南方受灾五省问题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2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毛泽东亲自批示将援助额度增至500万元。[26] 同年11月，中国外贸部给所属各公司下达了1971年对越南无偿援助物资的清单，要求抓紧落实，其中急需的物资“应积极设法早日交货”。[27]

1970年下半年，美国在对越南北方海域实行严密封锁的同时，加紧轰炸作为支援南方抵抗力量“生命线”的胡志明小道，每天仅向这里投弹就达3000至3500吨。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刻，周恩来派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率工作组赴越，了解越南的战时需要。工作组回国后提出建议:为了有效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凡中国援建的受到战争破坏的项目，应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恢复，恢复项目一定要抢时间，要在设备材料供应方面给以优先保证；对越方提出的确实急需的新项目，也要积极承担；为了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越方筑路急需的机械要配套供应。这些建议经中央批准，在以后的援越工作中得以实施。当美国加紧轰炸“胡志明小道”，中国的援越物资不能及时运送到越南南方前线时，周恩来又派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率工作组于年底去越南，并深入到胡志明小道进行实地考察，以便更有效地向越南提供援助。毛泽东亲自听取了李强的汇报，并做出了非常具体的指示:为越南战士研制分量轻、营养丰富的压缩干粮，携带和使用方便的蚊帐。周恩来甚至考虑到越南担负运输任务的主要是妇女，为了便于搬运，指示援越物资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20公斤。[28]

此外，当越南急需铺设输油管道时，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内在建的输油管工程，把油管优先供给越南使用，保证了越南近千公里输油管道系统在1971年安装完毕。以前越南的油料运输主要是用油罐车，而美国飞机在1970年至1971年旱季的轰炸，使越南运输车损失多达4000辆。由于使用了输油管道，同期运往南方的汽油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10倍。[29]

在1971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国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周恩来提出:“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随后，周恩来访问越南，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30] 同月，越南副总理黎清毅访华，提出增加12个新的成套项目援助（约合人民币1。5亿元）的要求。外交部和外贸部认为，“根据中央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精神，对越方提出的12个项目，除个别项目尚需进一步研究外，原则上应尽量予以满足。”[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