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局面无法控制，胡孝扬恼羞成怒，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只得下令开枪弹压。

“突然，一颗信号弹升起，遍布宿舍周围的军警一起用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和迫击炮等武器，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始血腥屠杀。学生们仆伏在地上，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顿时，珞珈山上硝烟弥漫，学士路（今樱园路）上弹痕累累。这次惨案中，军警使用了国际上禁止使用的达姆弹，枪杀学生王志德、黄鸣岗、陈如丰3人……”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其实，只要仔细推敲一下，便可以发现:军警在第一时间是朝天鸣枪的，因为没有一人死于面对面的搏斗中。王志德已经卧倒了，却抬头环顾，不料被一枪击中头部；黄鸣岗卧病在床，听见枪声，从窗户里向外看被击中胸部；陈如丰正在锅炉房打水，乘枪声稍止，想跑回宿舍，半路上被子弹击中左颅骨。假设学生们胆子小一点，在鸣枪示警后不要轻举妄动，也不至于闹出人命。

事后，社会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沉痛哀悼死难者，向国民党反动派强烈抗议。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下，蒋介石被迫送来花圈、发来唁电，称:“武大学生发生不幸事件，殊出意外，尤违中正平日爱护武大之素怀，实深痛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也来汉慰问，郑重保证:军警绝不再到学校抓人，被捕师生全部释放。面对追查凶手的强大压力，武汉警备司令彭善被撤职，而当事人胡孝扬则更是无处躲藏，只好玩了一个假自杀。

九、当兵的为什么搞不定学生？

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丘九”时代。

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固然痛快，但纵火者、打人者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裹挟下得不到应有的制裁，法纪的尊严荡然无存，学堂俨然成为独立王国，享有治外特权。此例一开，一发不可收拾，中国的青年学生自此以暴力色彩昂首登上政治舞台，学潮日涨、学风日坏。

1949年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的《新名词辞典》中，对“丘九”一词下的定义就是:“五四运动后，学生参加社会斗争，每不免有鲁莽的行为，一般人认他们不亚于任性的军士，称之为丘九，盖喻其堪与丘八相伯仲也。

1925年，《现代评论》杂志上有一篇题为《学风之负责者》的文章，称以前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都颠倒了:“先生却要巴结学生了，……你要长久地保住你的饭碗，……你学问不好，又想学生不反对你，……你想做校长，……你想排斥同你不对的同事，……都要巴结、运动学生。……等到一切一切你都如愿以偿，论功行赏，学生第一。学生要放一天假，你能放二十三点钟么？学生说不考，你敢不应'是'么？校内一切，学生自然逐渐要毫不客气的来干涉你了。你不赞成，哼！你是他们拥着上台的，就得请你下台去。……小而县里的教育局长，大而省里的教育厅长，也可以运动学生帮助帮助的。不特如此，还什么长，什么长，甚至省长，也可以利用学生，更有什么运动什么风潮，也可以仰仗学生去鼓动。学生简直万能了。因为这些受教育的丘九，到底比他们的哥哥丘八能干些。所以无枪阶级没有丘八，利用丘九也可以得地盘、争饭碗。”

之所以学生万能，之所以当兵的搞不定学生，原因无非两条:一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氛围中，知识分子是真正的天之娇子，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二是青年学生以爱国无罪作为护身符，致使执法机构投鼠忌器，往往不敢严厉镇压，而“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人民除現役军人外，非依法律不受军事审判”的法规条文，又束缚了国民党军队悍然镇压学生运动的手脚。

正因为如此，邱清泉第五军政治部才要穿便衣去闹西南联大的场子，才没有逮捕打首长的“暴徒”。 正因为如此，当这些便衣被认出来之后，学生们才会理直气壮地抗议军人的干涉。

对于丘九问题的产生，现代政治学家萧公权的观点是:“学校里的师生都是国家的人民，和其他人民一样受法律的保护与制裁，并不事受法外的特权。他们如果有犯法的言行，只要他们有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司法机关应当加以法律的制裁。

这是司法机关职权范闻内的事，不是教育范围内的事。以往政府似乎不曾认清这个界限，有时超出法律范围之外，直接或间接干涉学校师生的生活。到了学生有违法行为的时候，却又不能让司法机关执法以绳。用这种办法不但不能发展国民道德和自治精神，反养成一些青年人蔑视法纪的习惯（社会人士称横蛮的军人为'丘八'，放恣的学生为'丘九'，不为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