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说:

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台北《人间世》半月刊第四册五二页。)史家们千万不能忽略这“肃宫廷”三字，如果不对西太后采取措施的话，宫廷又如何能“肃”呢？

西太后是维新运动的最大障碍。杀一个荣禄，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由杀荣禄而包围颐和园，处置西太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维新派早就有过类似想法。康有为声称，如果要“尊君权”，“非去太后不可”。(台北《人间世》半月刊第三三一页。)杨深秀也曾向文悌透露:“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日本外务省档案一·六。一、四——二——二，四九——八三。)

最可靠的确证是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毕永年，湖南长沙人，会党首领，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到达北京，被引见康有为，受命在包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诡谋直纪》是他关于此事的日记，节录如下:

二十九日……夜九时，（康）召仆至其室，谓仆日:“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八月初一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后一时，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侯补。康与梁正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即起身命仆随至其室，询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面临地耳，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拨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一人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率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意甚心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日本外务省档案一·六·一·四一二一二，四九一三一五——四九一三一八。)此件大约写作于一八九九年初。当时，毕永年和康有为矛盾已深，写成后交给了日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给了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同年二月八日，小田切万寿之助将它上报给日本外务次官都筑磬六。(日本外务省档案一·六·一·四一二一二，四九一三一二——四九一三一四。)它为了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有关活动提供了最确凿的材料(冯自由在《毕永年削发记》一文中有简略记载，但未说明资料来源，见《革命逸史》初集第七四页。)，它所记载的某些情节也可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例如捕杀西太后的人选，除毕永年外，还曾急催唐才常入京，这正与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载谭嗣同称“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相合。又如它记载康有为告诉毕永年，已派人往远处离间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关系，这同《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说法一致。当然，也有个别情节不准确，例如它记夜访袁世凯的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三人，这是因为谭嗣同没有将全部真实情况告诉毕永年，出于猜测之故。

在《上摄政王书》中，康有为说:“今者两宫皆弃臣民而长逝矣，臣子哀痛有所终极，过去陈迹渐如烟云。虽然，千秋以后之史家，于戊戌之事岂能阙焉而弗为记载，使长留谋颐和园之一疑案不得表白，则天下后世非有疑于先帝之孝，则有疑于先帝之明，而不然者又将有疑于大行太皇太后之慈。”(《戊戌变法》第二册五一九页。)为了维护封建伦理，康有为力图否认有关事实。他没有想到，这一“疑案”终于得出了违反他的意志的“表白”。历史是糊弄不得的。

附记:承日本立命馆大学副教授松本英纪惠借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特此致谢

本文摘自《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