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和宋霭龄、宋美龄结成“联盟”，企图以宋美龄出任军政部长；宋霭龄声称，她在自己的“血肉(兄弟)和中国的利益之间”作出了“选择”

蒋介石对史迪威态度的转变既与他担心影响中美关系，损害抗战大局有关，也是宋霭龄、宋美龄姊妹共同斡旋的结果。据史迪威自述：他曾经向这一对姊妹谈过当时中国军队的真相，使她们非常震惊；也曾经研究过改革的办法——让宋美龄代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于是。史与这一对姊妹“订了攻守同盟”。10月17日晨，宋美龄打电话给史迪威，声称宋霭龄认为“仍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史表示“不想呆在不受欢迎的地方”。于是宋氏姊妹就向史“谈起‘中国’和职责来”，要史“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宋霭龄对史称：“你的星正在升起”，闯过这件事，你的地位就会比从前更为稳固。姊妹二人表示，将代史见蒋，对蒋说，史只有一个目标，即中国的利益，假如史犯了错误，那也是由于误解而非有意，史准备好了要充分合作。在两人的坚持下，史点头同意，宋美龄表示“那我们马上就去做”。其后，史迪威见蒋。其情况，据史自述：蒋“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解。他说了两点：1、我应该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2、我应该避免任何优越感。这全是废话，但我有礼貌地听着。蒋介石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再次继续合作”。20日，宋霭龄向史解释说：“她只能在‘她的血肉’(子文)和中国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花生米’(指蒋介石)，并让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她认为这是一个大胜利。宋霭龄保证，史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将来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进攻”。

宋子文向蒋介石递交“悔过书”。蒋介石感念亲情与西安事变时宋子文的表现，答应与宋相见

蒋介石改变主意、史迪威留任使宋子文“挨了一下猛击”。但是，蒋自感对宋的态度也有不妥之处。10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本周以宋子文横暴，触余愤怒，实近年来未有之现象，此乃修养毫无成效之征象也，自惭之至!”31日，日记再云：“子文言动，令人愤怒，自不为过。然余之暴戾无状，不能逆来顺受，是毫无修养之征也。何以自解?”11月6日，日记又云：“宋子文夜郎自大，长恶不悛。二十年来，屡戒屡恕，终不能使之觉悟改过。彼之野心难驯固矣，然余无感化之力，不能不自愧也。”这一段时期，蒋介石不见宋，宋也不见蒋。11月16日，宋子安出面调解，要求蒋召见宋子文一次，遭到蒋的拒绝。日记云：“彼诚幼稚而天真之人也。”最后，宋子文不得不自己出面打破僵局。

12月23日，宋子文致函蒋介石，自称两月以来，独居深 念，自感“咎戾诚多，痛悔何及”。接着，阐述与蒋的关系“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信件着重说明抗战以来，自己“无论在国内、国外，惟知埋头苦干，秉承钧座指导，为争取胜利，竭其绵薄”，但因“个性愚憨，任事勇锐，对于环境配合之考虑，任事每欠周详；甚或夙恃爱护过深，指事陈情，不免偏执而流于激切”。信件自承在蒋前无礼、“粗谬”、“顽钝”，要求蒋“曲予宽容”。宋子文的这份“悔过书”打动了蒋介石。12月24日，蒋介石自思：“自十月痛斥宋子文以后，始终未准其相见，今日彼来函，表示悔悟，求见迫切，余乃从亲戚与内子之恳切要求，并为慰岳父母之灵，允于孔寓与之相见，当观其以后事实如何，如果能真诚觉悟，则公私皆蒙其福矣。”26日，蒋介石日记云：“对子文训斥以后，拒而不理者已逾两月。本周得痛切表示之悔书，乃于圣诞前夕。准予相见：亦以其为西安共同患难之关系也。”

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出动驻滇部队进攻北缅，蒋罗矛盾尖锐。在日本“一号作战”计划的威胁下，罗斯福要求蒋将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交给史迪威

1944年12月开始，罗斯福又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国驻滇部队向北缅作战，以支援英、美部队由印度向北缅的进攻。蒋介石则复电罗斯福，说明中国已抗战七年，国力、兵力均极疲惫，在新疆未安定，中国正面战场对日军的防线未有把握之时，中国主力军不可能由云南发动攻势。他重申在开罗时对罗的诺言，一旦英军发动对缅甸的海陆两栖作战，中国主力军必全力攻缅。

为此，马歇尔下令暂时停拨援华军事物资，至滇西远征军出动时再予恢复。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决定调整对缅作战方针。1944年4月13日，军事委员会电令滇西中国远征军于月底前完成作战准备，相机攻占腾冲，策应西线驻印军攻击缅北重镇密支那。17日，拟定怒江作战计划。5月11日，反攻怒江作战开始。

然而，就在中国远征军东西两路同时出动之际，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却在节节进展。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扫荡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首先向河南进攻。5月25日，攻陷洛阳。5月底，日军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蒋介石致电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要他提请美国军事当局注意其严重性，将成都存油、配件及飞机全部交陈纳德作为粤汉路空战之用。同时，蒋介石两电召史迪威回渝商量，史迪威均置而不答，蒋深感痛愤，在日记中批评史“诚非可以情义感之”。6月初，蒋介石自我反省，深悔“去年已决心解除其职务，而复留用”的“失计”，批评自己用人办事尚为环境所转移，而关于重要问题皆不能主动自决。史迪威早就认为，蒋介石过于重视陈纳德的空中打击力量，忽视陆军的建设与改造，因此他对中国部队在河南的失败并不惊讶，日记称：“中国的局势相当糟糕。我相信‘花生米’将要为他的愚蠢迟钝付出重大代价。这个傻瓜蛋，救世军主动来拯救他，而他却不接受。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他却大叫了起来。”6月18日，日军攻陷长沙，向粤汉、湘桂两路交叉点和战略基地衡阳逼近，情势更为危急。7月4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报告中国战场危机，要求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以剧变形势应采剧烈手段”为理由，迫使蒋将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自己。

马歇尔同意史迪威的意见。7月6日，马备妥电稿，由李海签呈罗斯福。7月7日罗斯福按拟稿致电蒋介石，提出日军进攻华中，局势严重，“应责任一人，授以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同时告以已升史迪威为上将，建议蒋将其从缅甸战场召回，“置彼于阁下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这一电报虽宣称将史迪威置于蒋介石“直属之下”，但实质上是架空蒋介石，赋予史迪威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

罗斯福暗示将停止对中国的援助；蒋介石准备放弃美援，与美绝交，独立抗日

宋子文最先得知要蒋介石向史迪威交出全部军权的消息，因而最先致电霍浦金斯反对。电称：“今天华盛顿又作出了一项错误的决定，陆军部要强迫蒋接受史迪威将军”，“我个人可以无保留地向你担保，蒋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决不会而且也不能屈服”。蒋介石觉得难以硬抗，企图拖延。7月8日蒋介石致电在美代表孔祥熙，要他转呈罗斯福，声称“原则”赞成关于史迪威的建议，但中国军队及政治情况复杂，“必须有一准备时期”，建议罗派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增进中美合作。罗斯福看出了蒋意在拖延，于15日复电蒋介石催促，尽早向史迪威交权。7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云：“抗战局势，至今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我梦想所不及。彼既不允我有一犹豫之时间，必欲强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之统帅，以统制我国。如余不从其意，则将断绝我之接济，或撤退其空军与驻华之总部，不惟使我孤立，而且诱敌深入，以致中国之速亡，其计甚毒。”8月6日蒋日记再云：“最近内外形势之压力日甚一日。尤以美国在精神上无形之压迫更甚。彼必欲强余无条件与共党妥协，又欲余接受其一史迪威为总司令，此皆于情于理不能忍受之事。”可见，蒋对罗虽表面顺从，而内心却充满强烈的对抗情绪。19日，蒋介石听说罗斯福将派美军副参谋长来华面递公文，估计必是催逼自己委派史迪威指挥对华军事，对罗斯福更加怨愤。日记称：“自本年七七以来，罗斯福对华已竭尽威胁压迫之能事矣。”但是，蒋介石一时还不敢得罪罗斯福，与戴季陶、陈布雷研究后，决定“暂用妥协政策为宜”。

罗斯福不容蒋介石拖延，于8月10日致电蒋介石，声称中国战场形势危急，授予史迪威全部指挥权一事“必须立即行动”，同时提出，将派曾任陆军部长、中东特使的赫尔利为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史关系。至此，蒋介石已不能闪躲。同月14日，蒋拟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并拟在复罗电中表示“余已积极准备，甚望其能于短期内可以顺利实现”。蒋既松动，罗斯福也不想使中美关系弄得很僵。于8月23日致电蒋介石，继续催蒋尽早采取必要的措置，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同时，罗斯福也表示，正拟订新程序，使史迪威不再负责拨发租借物资。这通电报，意在进一步催逼，但也有所让步。

9月6日，罗斯福特使赫尔利与纳尔逊抵达重庆。9月9日至11日，宋子文、何应钦与赫尔利、史迪威、纳尔逊谈话。其间，宋子文根据蒋介石指示，坚持美国租借物资到达中国后应交中国政府处理，声称“必须记住一个大国的尊严”，但史迪威、赫尔利均反对。赫尔利指斥宋子文“胡说”，对宋称：“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拥有他们，我们愿意给谁就给谁。”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就完了。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远征军)将只能去舔别人的屁股。”12日宋子文向蒋介 石报告，赫尔利、史迪威不愿交出租借物资支配权，蒋称：“此事非坚持不可。”同日赫尔利与纳尔逊拜会蒋介石，给蒋的印象是“言辞虽婉而意甚严”。他认为，抗战以来，举凡军事挫折、经济疲困、“共匪猖獗”、政治恶化等各种问题，都是美国的“粗疏盲昧、无端诋毁”的结果。对于谈判再三而美国仍不愿将援华物资交给自己支配，以及不愿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一事订立协定，蒋介石尤感恼怒，再次萌生“独立应战”的想法。9月16日，美国大使高斯对蒋介石称：“希望将来中国在和会中能代表中国与亚洲，不失为四强之一之资格。”蒋自称听了这段话以后，有如“利刃刺心”，在《反省录》写道：“若不自力更生，何以立国?何以雪耻，而史迪威之刁难轻侮，更令人难堪。”赫尔利来华后，曾与史迪威长谈。史称：自己与蒋之间，两人个性均极强硬，工作上不免发生困难。今后愿意接受蒋之命令。关于援华租借物资，赫批评史全面操控的做法，史同意今后全部交蒋支配。关于中共问题，史提出由彼提出调整方案，国共两党彼此谅解，将中共以及中央用以防共的部队，均调出抗战。赫称此为中国内政，吾人虽盼中国统一，但只能以“纯客观之立场赞助中国政府解决中共问题”，使所有中国抗日部队均听命于蒋的指挥。24日，赫尔利会见蒋介石，汇报与史晤谈情况。蒋称：罗斯福关于将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提议，出于好意，有利中国，但“军队乃国家命脉，而军队之指挥权，乃操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自己不能不慎重处理。蒋要赫尔利转告罗斯福：“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1、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2、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失。3、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蒋称：已对史迪威“失去最后一分之希望与信心”，希望美国另派人员来华。宋子文当即配合，声称美国派任东南亚的盟军总部某参谋长，即可胜任。25日，蒋介石命宋起草致赫尔利备忘录，表示同意美方遴选将领一员为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蒋介石拒绝罗斯福的意见，自知事关重大，中美关系有破裂的危险，准备恢复“独立抗战”。9月26日，蒋介石致电在美国的孔祥熙与宋美龄，声称罗斯福来电“其措辞实不堪忍受，余对其来电决置之不复”。28日，蒋介石致电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嘱咐他今后不可再向美国要求任何物品，以免为人轻视，并要求他迅速离美回国。这时候，蒋已经作了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准备。30日，他在《本星期反省录》中写道：“美国态度之恶劣已至极点，如其再不自悟，惟有出于绝交之一途。”

罗斯福不愿失去中国这一战略伙伴，向蒋让步，同意撤回史迪威；蒋介石认为，这是“中国解放之开始”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虽是弱国，但是，中国毕竟是大国，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蒋介石既然寸步不让，美国不愿失掉中国这个战略伙伴，就只有向蒋让步了。10月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接受蒋的建议，解除史迪威的参谋长职务，命他不再负责租借物资，但罗坚持，为保证中印空运，仍须史负责指挥在缅甸及云南的中国军队。10月7日，蒋介石接见赫尔利，拒绝罗斯福建议，声称史迪威既不能服从命令，又缺乏与中国合作精神，故不能再委以指挥中国战区任何军队之名义与职务，要求美方另派人员。蒋并拟就致赫尔利的说明文稿和答复罗斯福电稿，当场由宋子文口译。8日，蒋介石约陈布雷谈话。陈认为应适可而止。蒋不赞成，表示“应以要求撤回为唯一目的”。同日，孔祥熙也致电蒋介石，说明罗斯福召集美国陆海军首脑商谈，军方对撤换史迪威颇多顾虑，马歇尔又对史极为支持，史现升四星上将，与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权位相等，如另派他人，至为难得等为理由，要求蒋令史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专心负责滇缅路联军军事。但是，蒋也不为所动。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要求调回史迪威，另换他人。

此际，蒋介石认为对美交涉已至最后关头，做了最坏准备。他在日记中表示，如罗斯福不改变其现在态度，则不能不准备决裂。在历史上，蒋在碰到困境时，曾经有过两次下野的记录。这次，蒋自称：“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可为内外形势恶劣之故而灰心下野，以放弃我革命之责任也。”10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会见宋子文，希望留住史迪威，声称撤换史将损害罗斯福的威信。宋向蒋汇报，蒋虽感到形势的“危险与恶劣”，但是，也还是不准备收回决定。

赫尔利来华，本负有劝说蒋介石接受罗斯福决定的任务，但是，他在与蒋的接触中，却逐渐被蒋说服。10月13日，他致电罗斯福，声称“中国以劣势装备之弱国对其强大敌寇，抗战至七年以上，尚不能使之屈服，则美国对华交涉，决非用压力与威胁所能奏效”。他力劝罗斯福改变决定，另派能与蒋合作的年轻将领来华。电称：“如我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了中国。”自然，罗斯福不愿失去中国，只能向蒋妥协。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声称现正颁发命令，即将史迪威回国。在一场比赛智慧、比赛意志的较量中，罗斯福最终对蒋介石作了让步。蒋介石志得意满。10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果此次请调史迪威不成，则蒋在东方必演成军国主义之祸首，是以此举不仅救我国，押且救美国矣。”28日，美国正式发布调史迪威回国命令。10月31日，蒋在日记中自夸云：“此实我中国解放之开始。”

宋子文最早提出撤换史迪威。在蒋改变主意后又因坚持己见而受到蒋的斥责，这时，自然很高兴。10月30日，宋子文致宋子安电云：“此次史迪威撤调回国，兄助回合(暗指蒋介石一笔者)，出力不少。盖为纠正一年前历史上之错误也。”

1945年1月5日，美国政府自动撤回史迪威的助手多恩。蒋介石日记云：“此人为史迪威手下第一骄横侮华之人，美竟撤去，则其援华之诚意又进一步矣。”6月23日，史迪威出任美国第十集团军司令，与日军在冲绳岛作战。8月2日，蒋介石得知，马歇尔决定由史率领第十军由琉球来华登陆，史则倡言“必先倒蒋”。当晚，赫尔利拜会蒋介石，蒋将《史迪威事备忘录》交赫，嘱其转交杜鲁门总统，拒绝史迪威再次来华。史迪威和中国的关系自此结束。

史迪威既是对中国抗战作出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又是美国大国主义思想和作风的体现者。蒋宋在史迪威问题上虽有矛盾，但基本观点一致

史迪威是个优缺点都很突出的人物。他是中国通，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抗日，对中国社会、中国军队与蒋介石其人有许多敏锐的认识。远征军第一次缅北作战失败后，他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增强了中国军队的作战力。远征军第二次缅北作战胜利，显然与他的训练、指挥有关。应该承认，他是对中国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之一。但是，史迪威的性格中也有一些突出的缺点，例如傲慢、主观、急躁、偏激，特别是，作为美国将领，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大国主义的思想和作风。

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是同盟国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关系。蒋介石、宋子文等人期望尽可能多地得到美国的援助，但是，同时又不能容忍对中国的任何歧视，要求待遇平等，能和英国、苏联等受援国一样，自己掌握租借物资分配权。当时，中国有关机构腐败严重，蒋介石又歧视和排斥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因此，史迪威等应该也完全可以坚持对援华物资分配的建议权和监督权，但是，史迪威等却坚持援华物资是美国人生产的，必须由美国人分配，中国人无权过问。这就激化了与蒋介石的矛盾。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愈来愈显示其重要性。史迪威对蒋介石集团失望之余，寄希望于中共，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援华物资中应有中共抗日部队的份额，并且建议将胡宗南的部队调往抗战前线。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蒋介石对此采取疑忌和反对态度，是其反共思想和立场的必然表现。

宋子文是史迪威来华的促成者，但又是撤回史迪威的最早提议者，为此，他在美国斡旋疏通，一旦撤回有望，而蒋介石却临事而惧，改变主意，由此引起两人间的巨大冲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有意冷落宋子文，甚至连开罗会议也不让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参加。但是，蒋宋之间毕竟基本观点一致，利害一致，在宋子文上书“悔过”之后，蒋介石就原谅了他。此后，蒋宋合作，共同促使罗斯福作出了召回史迪威的决定。

本文摘自《世纪》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