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指示宋子文等向美国提出史迪威问题；宋子文关心的是利用史迪威推动美援，并不希望蒋史矛盾激化

为了援助被侵略国家，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案》(租借法案)，授权美国总统以出售、转让、交换或租借等方法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国防物资。先后受援的国家有英国、苏联、中国、自由法国等。但是，其间的条件并不平等，给英国、苏联的援助物资可直接拨交，而对中国的援助物资，则必须通过监理人史迪威分配。此外，在华盛顿成立的联合参谋长会议(参谋团)，也将中国拒之门外。

蒋介石企图改变上述情况。1942年4月19日，蒋致电时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子文，要求宋与罗斯福总统作“肺腑深谈”。电称：“在联合参谋会议及军用品供应之主要事项中，中国并非受有英、苏之同等待遇，不过类似一受保护人而已。”“将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如不扩大包括中国，或将中国置于军用品分配董事会之外，则中国势必成为棋中之末卒。”他指示宋子文，“须坚执予等有予等本身之立场，予等须维持本身独立之地位”。5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时直率表示：“今日之参谋团，惟有英美参加，拥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反不能厕及，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军民对此措置，刺激实深。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战时之待遇已暴露不平等之痕迹，如此战后如何未敢想象矣。”6月18日，蒋介石致函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及宋子文，批评美国方面对中国战区的组织与筹备工作进行不力。电报不指名批评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仍以十五年以前之目光视我国家与军人，故事多格格不入。”蒋对史迪威已经不能忍耐，但是顾虑中美关系，因此，在要求宋子文等向罗斯福汇报的时候，显得特别小心、谨慎。

宋子文对史迪威本具好感。当年4月28日，宋子文曾致电蒋介石，担心缅战不利，将降低中国国际地位，影响美援争取，要求与史迪威合作，联合如实向美方提出报告，电称：“史迪威亲历其境，利害相关，所知当更透彻，此事必能与我合作，设法使联合国问明了真相。”5月6日，宋子文再次致电蒋介石，报告所闻史迪威在撤退过程中拒坐飞机，率领副官步行的表现，称赞史迪威“不失军人本色”。电报提出，史迪威身负如空军援华、中印空运、军货接济等多重任务，要求蒋介石命其自印回渝。但是，宋子文也亲身感受到史迪威掌握美援物资分配大权所带来的困难。5月1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美军部以史梯威有全权，每有所商请，辄以史梯威并未要求，为不负责任推诿之词。”宋子文再次要求蒋将史迪威调到重庆，“常依左右，遇事随时饬报，勿使远驻印度，否则种种计划进行愈感延滞”。宋子文要求蒋介石“对史迪威万分忍耐”。

滇缅路封闭后，中国对外通道被堵。美方不得已，将已经拨给中国的十余万吨机械大部分收回。此后，美国援华物资只能依赖中国、印度之间的空运。根据中国抗战需要和美国援华计划，最低限度每月必须向中国运输3500吨军械，而中印之间的空运当时实际上只能运输500吨。这种情况，将导致有关援华计划的取消。为此，宋子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与史迪威切实商谈。但是，始终得不到蒋的回答。宋子文询问美国空军参谋长，美国空军参谋长答称此为史迪威责任；宋子文向罗斯福总统汇报，罗答以史迪威为蒋的参谋长，诸事可由蒋向史下达命令。

这时，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已经感到，蒋对史迪威“无十分信任之表示”，两人关系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6月12日，史汀生约宋子文专谈史迪威问题。宋称：如美国将本国陆军交给苏俄军官指挥，将非常困难，而蒋介石却将中国入缅部队交给史迪威指挥，这是历史上的“空前之举”。史汀生则表示：史为“第一流战将，美军官中无出其右，故特派充蒋公参谋长，但余等崇拜蒋委员长及爱护中国之热切，不能以对史个人感情为比例，如蒋公以为史不适当，务请直言无隐，俾得更换其它将领，决不因此发生丝毫意见”。6月16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建议蒋将对史的意见向美方和盘托出，同时大胆对史迪威进行指挥。宋子文关心的是利用史迪威的地位，推动美援，并不希望蒋、史矛盾激化。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风波发生了。

史迪威向蒋提交《备忘录》，暗示不能完全听命于蒋；蒋认为史“不法无礼已极”，“以殖民地之总督自居”，“实行太上统帅职权”

6月下旬，德国加强了对非洲的攻势。为解救危机，美国军方将全部重型轰炸机和所需运输机调往埃及，其中包括驻扎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26日，史迪威将这一“坏消息”告知蒋介石。蒋认为这是美方“置我中国危急于不顾，心殊愤激”，他在“强忍”之下，仍然责问道：“罗斯福总统来电明言已令将美国空军第十军由印度调来中国作战，想令出必行，岂容擅改!”“倘英、美以为中国抗战实力尚有保持之必要，绝不应一再无视中国之利益如此。盖中国最近所受之待遇，不啻在英美心目中已失其存在矣。”事后，宋美龄、宋子文都提出质问，史迪威“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同日，史迪威秘密致电美国陆军部，声称“蒋公极为激动，嘱予电呈总统，其大意为：同盟国家未认中国战场为同盟国家战场之一部”，“中国全力抗战已有五年，而同盟国家并未以全力援华”。

6月29日，蒋介石向史迪威面交“手谕”一件，提出保持中国战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 三项：1、8、9月问美国派三个师去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恢复中缅交通；2、自8月份起应经常保持第一线飞机500架；3、每月经过驼峰运送5000吨物资。蒋批评自美国军事代表团抵华以来，在建设中国空军方面，尚无特殊成就；罗斯福对中国战区，尚有未能完全明了之处；太无视中国战区。7月1日，宋美龄与周至柔、陈纳德、史迪威会晤。宋美龄要求史迪威将蒋的“手谕”转交罗斯福总统，并附上史本人的推荐信。史当场拒绝，对宋称：“这是大元帅给总统的最后通牒，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借此机会阐明自己的身份，一是大元帅的参谋长，二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其职权超出中国之外，三是战争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四是总统负责租借事务的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史并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她不懂得这一点，那她就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

7月2日蒋介石拟从美国已经拨给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中转拨两架运输机给中国空军，遭到美方拒绝。史迪威为此向蒋致送备忘录，一面同意此两架飞机可由蒋介石支配应用，但同时声称自己是“出席中国任何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又声称自己是美国“总统代表”。史迪威的这份备忘录意在告诉蒋介石，自己虽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但又是“美国总统代表”，可以不接受蒋的命令。美国租借物资只有在经过他同意之后蒋才能调用。蒋介石长期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令出必行，何曾受过这种对待!

接二连三的类似事件，特别是史迪威的《备忘录》将蒋惹恼了。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表示“中国对租借物之受予形同乞怜求施”，指责史迪威“以总统代表资格胁制统帅”。蒋强烈表示：史既在中国战区内担任参谋长，“则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适用”。7月4日蒋介石日记云：“史氏之愚拙虚妄，不法无礼，可谓无人格已极，而余乃自愧国家贫弱。所以遭此侮辱而已。”5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促请美国政府注意。6日，宋子文电复蒋介石，支持蒋对史迪威《备忘录》的态度，首次提出撤换史迪威问题。9日，蒋介石再电宋子文，要宋观察美国政府态度，暂不表态，“先看美政府对史之来函如何处理，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也”。18日，蒋介石与史迪威谈话，产生不再要求美援的想法，日记云：“美国对我冷淡接济事，不如不再要求，亦一对策也。”

宋子文受蒋之命后，即与美方接洽，并亲见罗斯福，陈述意见。7月23日，美国军部向宋子文转告罗斯福意见：史为中国区参谋长，当然听命于蒋委员长，同时为美国驻渝租借法案代表及国际军事会议美国代表，当然听命于美方。如蒋以为不便，可将史的参谋长职务和美国代表职务划开，分由两人担任。美国军部称：总统因史迪威对中国及蒋公一向友好，而且熟悉中国情形，甚盼蒋公能继续任用。宋子文认为美方“语气仍不免袒护”，再次谒见罗斯福，解释内中情形，说明史函的不当。罗斯福称：史的职权中有代表美国出席在渝国际军事会议一项，现在既无此类会议。事实上形同虚设。关于租借法案，此后一切由宋子文代表蒋、霍布金代表我，在华府共同解决。这样史迪威即成为“专属参谋长”。“如蒋公仍以史为未妥，余当更换之，但美国干练适当之军官甚少，另觅妥员，确有相当困难”。27日，美国陆军部代拟罗斯福复蒋介石函，仍取维持史迪威《备忘录》态度，要求宋子文转呈蒋介石。宋得悉其内容后，紧急谒见罗斯福，说明理由，告以“未便转呈”。罗斯福对宋子文所言，“极以为然”，决定撤销此电。

为了向蒋介石说明同盟国全盘战略，调解蒋史纠纷，罗斯福于1942年7月派行政助理居里再次访华。7月22日。蒋介石会见居里，批评同盟国战略不当。居里问蒋，是否将史迪威调回美国?蒋答：“此由美国政府自定，余不愿参加意见也。”25日，蒋思考史迪威的《备忘录》，认为该函有三大问题：“甲、史函竟有听命与不听命由彼自便之意，此为侮辱统帅。乙、彼又以为租借案物资之发与不发，由彼自便，非由余求彼不可，此为欺凌中国。丙、过去之行动。乃以一人而利用两种职权，实以殖民地之总督自居，以参谋长为名而实行太上统帅职权者也。”蒋称：“此必于美国助华之平等政策有碍，而其侮辱中国与余革命人格亦何能忍受，此应与居里说明者也。”同日，蒋介石再次与居里谈话后，进一步确认西方世界歧视中国，美国与英国并无差别。日记云：“谈后更觉西人皆视华为次等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可以进一步压迫，必压迫不止。美国以道义与平等为号召，而其心理与方法，实亦无异于英国致所为也。”26日。蒋介石与居里进行第三、第四次会谈，“痛斥史迪威之过恶与美国军部藐视我华之错误”。蒋自觉大义凛然，而居里则初时“矜持”，最后表示“折服”。蒋介石感到精神上的胜利。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声称如罗斯福来电肯定史迪威《备忘录》，则宋可代表自己向罗表明：取消中国战区，辞去中国战区总司令职务。至此，蒋介石已向罗斯福摆出“摊牌”架势。7月30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居里在重庆期间，“凡不满史梯威之种种事实，最好向其直言无隐。”同日，蒋介石与居里第五次谈话，居里提出“过渡办法”，声称不可让史迪威太失体面，以免他回美后反华，可令史先赴印度，美国另派一人来华暂代。蒋同意这一办法。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蒋史两人在“计划攻缅”等诸多事件中因意见分歧而矛盾再度激化，彼此间的恶感发展到极点。不久，史迪威又有几件事加剧了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一是擅自撒委中国军官。8月14日，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温剑铭因事与国内军政部通电，被史认为“有违军纪”，下令调温为高参，委美国人博金为副参谋长，引起全军大哗。二是给蒋介石写报告、备忘录时所署职衔和语气。史通常均署“美国陆军中将”，引起中国将领不满。9月21日，史在给蒋介石的意见书末改署“中国战区参谋长”。蒋介石阅后称：“其内容仍有不逊之言，此种恣职态度，殊令人难受，隐痛极矣!”三是史迪威对中共的态度。史对蒋失望，自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寄以希望。1942年6月至10月，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多次在重庆访问周恩来。1943年3月，戴维斯再次访问周恩来，周提议美国派代表常驻延安。6月24日，戴提出报告，主张接受周恩来建议，向延安派驻观察员。9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备忘录》，建议调动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及胡宗南、傅作义、邓宝珊等部向山西出击，这些都触犯了蒋的大忌。9月10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责史迪威：“不知共党十年来经过之历史，更不明了最近共党之内容及其阴谋之所在，徒听共党之煽惑，助长共党之气焰，殊为可叹!”

宋子文受蒋之托，说动美方同意撤换史迪威，但蒋介石临时改变主意，两人发生激烈冲突。蒋怒而“摔破饭碗”并逐宋离开

在罗斯福的推动下，邱吉尔勉强同意实施攻缅计划。罗、邱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开会，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统帅部，以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为统帅(旋升大将)，史迪威为副 统帅。

1943年9月，宋子文鉴于英美联军对日攻势渐趋积极，认为有调整与英美军事关系的必要。他设计了两项调整方案：(一)最高级的组织，如华府的联合参谋团及支配军械委员会，均应有中国代表参加。供给中国的军械。由中国直接申请，毋须史迪威或其它驻中国的美国军官过问。(二)史迪威即行撤调，同时改组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美国将领为副统帅；以中国将领为参谋长。以美国将领充副参谋长，统帅部各处长、副处长均以中美军官分任。宋计划先与罗斯福总统作原则上的讨论，在10月偕同美国陆军次长麦克洛来渝时，再与蒋商量决定。

9月16日，宋子文会见美国总统助理霍浦金斯，霍赞成宋所拟调整方案。同月29日，宋、罗见面。事后，宋子文电蒋汇报：美方同意撤换史迪威，调整中国战区，在华盛顿另组包括中国在内太平洋军事参谋团。10月，宋子文偕蒙巴顿及美国后勤部长萨默维尔中将来华。萨默维尔是美方预定的史迪威的接替人，还在途经印度德里时，宋子文就对萨透露说：“事情正在成功，他与大元帅(指蒋介石)一同进行了谋划。”他完全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改变主意。

10月2日，蒙巴顿等向蒋介石转呈邱吉尔致蒋介石密函及魁北克会议决议。同月11日，蒋介石与宋子文谈话，宋向蒋谈了他自己对史迪威的不满。这时，蒋宋在对史迪威的态度上仍是一致的。同月14日，蒋开始思考史迪威的去留问题，一是去史之后的代替人选，一是撤换史迪威的可能性。蒋认为：美国人员中无人适合出任东南亚战区副统帅，也无人能出任驻华美军主任。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非常袒护史迪威，美国政府未必决心将其撤换。这样，蒋介石原来的决心就动摇了。

10月16日，萨默维尔将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事告知蒙巴顿，蒙巴顿强烈反对。他说：如果指挥中国军队两年之久的官员(指史迪威－笔者)在军事行动前夕被免职，他无意于使用中国军队。蒙巴顿委托萨默维尔将他的观点转达给蒋介石。同日蒋介石与萨默维尔谈话称：“史氏到华一年半以来，彼虽努力，然总勿能与我军合作，殊为遗憾。至于去留问题，余不作主张，惟望美国政府重加考虑而已。”谈话之后，蒋介石决定，“只要史氏能悟改，则以不撤换为宜”。他嘱咐宋美龄询问史迪威本人，同时，与宋子文谈话，将新决定告诉他。蒋宋二人为此发生激烈冲突。宋坚持原见，反对蒋改变主意，愤而宣称“不能与蒋共事”。并指责蒋：“你又不是野蛮人，为何说话不算话!”蒋则怒而逐宋离开。据唐纵日记称：“宋部长不知因何使委座见气，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睹之事。”当晚，蒋与宋美龄谈话，日记云：“史氏已表示悔过改善，余当宥之，不可再听子文之言，坚持撤换矣!”17日，蒋介石本人通过宋美龄约史迪威谈话，告诉他：“如被撤职回美，个人之损失太甚。如能悔过改善，或可转回庶宥。”据云：“史乃完全自认错误，并表示彻底改过，余乃允而宥之。”又云：“彼果已悔悟，表示绝对服从，不再违令，当可信也。此于国家抗战之成败得失，所关岂浅哉!”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发生冲突，一怒之下，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汪精卫、孙科等因而在广州另立政权，引起国民党内长达五年的宁粤之争。蒋担心撤换史迪威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巨大灾难，日记云：“史迪威去留问题，为本周最重要之一事。宋子文力主去史，余之既定方针，几乎被子文摇撼，最后幸能自动补救，允史悔改，重加任用。此乃中美关系与战局影响一大转机，否则其危有甚于二十年时对胡汉民案者也。不能再为子文造成大祸。乃知安危祸福，全在最后五分钟几微之间也。此后应益戒惧。”18日，蒋介石再次会见萨默维尔，向他通报自己允许史迪威“悔过自新”的新决定，据称：萨“欣然甚感余宽大为怀之精神”。但是，蒋对宋却余怒犹存。当日，蒋日记云：“此事子文大不以为然，彼竟不顾大体，不知余之苦心，可恨孰甚!”21日，萨默维尔向蒋告别，蒋察言观色，觉得萨的词色与初见时大不相同，感到安慰。当日日记云：“此与余不被子文所胁制，而允史迪威之自新大有关系也。”

蒋宋关系中曾多次发生矛盾，蒋在日记中指责宋子文也屡见不鲜，但是，指责宋子文“可恨”，却并不多见。处于局外的唐纵记载说：“日来委座火气甚大，宋子文不知因何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