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纯声先生是搞地理学的，中国第一部民族学的调查，是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部书是典范著作。后来他在西南领导史语所的民族组，做西南民族调查。但他自己最大的贡献是到台湾以后，对环太平洋文化的整体观察，张光直的东亚文化的连续性，是受他的影响，环太平洋从中国到美洲，有若干共同之处，源头在中国的楚国地区。可惜今天没有发扬光大，我一次次地催我们考古的同仁做这个工作，现在有点眉目。

芮逸夫先生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跟凌纯声先生做助手，慢慢学出来，十分用功，在西南地区民族研究里，苗区的研究是他的功劳。后来他就做民族学的研究，可是跟凌先生不一样，他做“民族志”，不做“民族学”，他的记载很细，不是传播论，是多线演化论，所以后来跟凌先生两个人有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凌先生带了一批人去成立民族学研究所，可是芮先生留在史语所，这是很可惜的事。

凌纯声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论，李济之先生是实证主义，所以摆在一块，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牵扯。这就和大陆后来一个人跟一个老师不一样，我们一个人跟很多老师。我的幸运就是在读大学时碰到这些第一等的老师，那时候学生少，老师多，他们几个人可以一起训练我。我到芝加哥大学也是非常运气，有很多老师教我，所以我杂凑的东西很多，不是中国研究。杂学无章，却受益良多。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不同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傅斯年和张光直

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每个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开行政以后，自己做综合的工作，对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研究有个交待，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他办行政，权术也会玩一点，不是那么单纯的人。可惜天不假年，未尽其才。如果他在，会有另外一番面目。

我在重庆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一般学者很少像他这样，胡适先生不如他，胡先生不会行政。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场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却是组织健将，才能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为一体。

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没有明确提出教学思想，但是他自己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外一个北京大学，尽他的力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力量控制很强，所以他抵抗得很辛苦。当时台湾也有白色恐怖，台大的大多数老师上课不谈政治，不批判。党的活动在学校里也是相当多，我们这些人不理他们，我们对跟党走的同学是看不起的。那时，我自己没有亲历白色恐怖，但我看见有学校的训导人员接到法院的通知单，跟警察一起来抓人，因为傅校长不准他们随便乱抓人，也有在校门外面被特务抓走的。我同班就有人被抓到火烧岛关了两年，火烧岛就是绿岛。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到历史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听了傅斯年的意见。我一进台大两三个礼拜，傅斯年就接见我了，因为他觉得我的考卷不错。看历史考卷的老师推荐给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师也推荐给他，他就印象很深了。有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和司机在门口下棋，我们围着看。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