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从汉中潜出陈仓，掌握了秦国故地，关中表里山河，易守难攻。毗邻的巴蜀，陇右，属北方边郡，据有盐、铁、战士与马匹等重要资源，是其能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天下既定，刘邦又听取娄敬的建议，定都关中，也是为了继续掌握这些资源，高屋建瓴，控御东方。──这些计算就不能说是偶然的幸运，而是由于他能接纳他人的建议。

刘邦也能处逆境，父亲被项羽劫持，刘邦回答，烹了我的父亲，愿「分我一杯羹」。妻女失去联络，他也忍了。鸿门宴上，冒死赴宴，对项羽低声下气，他也忍了，韩信收齐地，自立为王，等于背叛，他生气之余，听张良劝谏，忍住气，封韩信为齐王。至于说第一个攻进关中的大功，却被贬汉中，刘邦更是以此时机经营，卷土重来。

综合上面的叙述，刘邦的领袖气质在于能与人相处，知人善用，更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以提升自己的识见。有胆子，却又能忍受挫折。有了这些气质，他在重要关口的决定，都是准确，而且及时。他紧守关中为基地，不仅在群雄之中能脱颖而出，而且汉家二百年的统治，也因中枢居形胜之地，帝业因此不坠。──以刘邦创业的经营言，一个领袖必须气量宽宏，有胆有识，胜不骄，败不馁，知人善任，听信谏臣，收集信息，集众人的智能，以成自己的智慧。一位企业的创业者，也是如此，方能成功。

相对而言，项羽勇力过人，将门世家的训练，楚人「三户亡秦」的气概，曾经统率群雄，固一世之雄也。但是，项羽终于自刎乌江！他的失败，在于有了谋士而不能听谏；胜利之后不愿如衣锦夜行，只想回乡炫耀乡里，其志也浅；分封群雄，不够慷慨大方，其气量太狭窄；自负材勇，不能与人合作，则四面树敌；失败之后，只认为「天亡我也」，不能反省，更不想卷土重来，于是自刎身亡，则是能胜不能败。项羽的气质，恰是成大事业者最不应有者。

明太祖是另一个创业成功的开国皇帝。他是一无凭借的贫苦孤儿，依附佛寺为僧，然后投入红巾，以其勇力，由郭子兴的卫士，逐渐独当一面，逐鹿中原，荡平群雄，高举抗元民族主义的旗帜，驱逐蒙古政权，建立汉人的明皇朝。朱元璋能如此作为，当然有其雄鸷过人之处。论其用人，他以淮西功臣为将领，以浙东儒生为谋士，缺少宏大的气魄。他的谋略「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是在厚植实力的阶段，保持低姿态，这是稳札稳打的策略。先灭陈友谅，后打张士诚，是由于后者恃富自保，不足为患；也由于前者占有的长江流域，腹地广大，进可攻，退可守，而张士诚的江南，虽然殷富，却偏居东南，不在要冲。削平群雄后，朱元璋才全力驱逐蒙元，一则当时蒙元已衰乱不堪一击，二则还是采取稳札稳打的基本战略。凡此都是从保守中求进取的策略。朱元璋的开创弘业，其作法，与刘邦「豁出去」的作风相比，当是谨慎有余，进取不足。

明皇朝统一了中国，朱元璋满足于自保家当，沿北边筑长城守塞，既未如汉代边郡有万骑巡边的机动，也未如唐代设都护驻防，甚至没有建立中国与蒙元残余之间的宗主藩属关系。他诛杀功臣，广封皇子，全是「家天下」的作风，其气度不如刘汉远甚！终有明一代，中国始终是自保的格局，缺少了开张的气魄。虽今日颇有人以永乐朝郑和下西洋之事，以为这是中国人对外开拓的盛事。其实郑和在海上的大举，并没有在海外建立据点，正如明朝未在蒙古驻守，是同一保守的作风。

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其所作所为，十足代表领袖特质的负面。崇祯自信太深，刚愎自用，以其辅政大臣而言，即更迭频繁。他用人不专，自信而又猜忌，举棋不定，以致不断改易将帅，于平定内乱及防御外敌两方面，都不能成功。在全局糜烂，自缢媒山时，还自以为不是亡国之君，责怪举朝都是亡国之臣！他的一生作为，没有一处不是违背了领袖应有的特质:既无见识，又不能用人，缺少自知之明，更不知反省，一味盲目自信，刚愎任性！

上述是汉明两朝开国君主的个性及行事风格，一个是开展型，一个是保守型，这两种作风，也影响了汉明二代的组织，亦即管理的另一面相。本文的重点是领导者的特质，因此不拟在本文评述两朝的典章制度，只在刘邦、朱元璋二人的行事风格，稍论其发展的趋向。

刘邦开国以后，杀害了彭越、英布、韩信三人，因为这三人虽是他围攻项羽的盟友，却也是必须消灭的对手。对于功臣，刘邦却是广为封赏。在天下初定时，功臣们猜疑，刘邦听取张良的建议，封雍齿为列侯。刘邦与雍齿一向不和，雍齿封侯，众心始定。此后功臣们都得封爵，汉初天下，遂是刘氏子弟为诸侯王，功臣为列侯，这是一个家族与功臣安天下的局面。汉初经过吕氏及七国之乱两次家族的内乱，都是功臣集团出力，保住了刘姓政权。功臣集团的实力，反映于丞相由列侯出任，中朝及郡国二千名大吏，历高祖至武帝初，习惯上都由功臣集团掌握。汉初政权的实力，不在皇室子弟，而在那二三百家列侯的家族。武帝时，察举发展为制度，方由儒生及地方势力，构成专业文官的集团。是以汉代初，若用今日企业组织为比喻，那是一个创业董事长及其老伙计群结合的共同体。武帝以后，老伙计们逐渐隐去，才转化为专业人员（文官）管理企业的形态。汉代丞相的权力极大，也俨然有企业CEO（总经理）抗衡董事会之势。

明初则不然。朱元璋规划的结构是皇子们各自有封地，这些宗藩分布边境及内地的冲要地区，握有相当财富与武力，以捍卫皇室。明初尽杀功臣，于是内外都是文吏，从来没有尺寸凭借，都只能仰皇权的鼻息。是以明初格局是一个家族企业，由创业董事长的子弟分别掌握权力，专业管理人员不过是雇员而已。永乐以大藩夺位，将朱元璋原来的布局打乱了，从永乐以后宗藩惟享厚禄，不再分享帝国的权力，方出现了文官系统「专业经理人」。但是，明代没有决策的CEO，而是承命皇帝的秘书班子。这一朱姓家族企业集团，受制于其原来规划的结构，遂始终不能发展为专业经理人掌权的经营方式。

总结言之，不论是历史上的皇朝，抑是今日市场经济的企业组织，其领导人的行事风格，在开创阶段，即不仅决定了企业能否成功，并且也会影响其日后发展的格局与形态。本文由刘邦与朱元璋二人的性格及其规划为例，不过是借历史引喻譬解而已。历史并不全是过去的陈事，若是活学活用，历史仍有可以作为借鉴的作用。不过，历史到底是过去的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殊背景，历史可以为参考，却不能将历史当作规律。如何从历史汲取智慧，终究还是靠各人的体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千万不能胶柱鼓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