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把三八线作为分界线问题的提出，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韩国外交协会会员金基兆提供的情况是：1945年8月10日凌晨6时左右，美国窃听到日本大本营发出的电报，电文内容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宣言。不久又截获驻朝日军司令官发给大本营的电报，电文说：“苏联军队正大批进入朝鲜。如果美军进入这个地区，全体日本军队就可能向美军投降”。马歇尔获知这种情况后，立即召见作战局长赫尔及林肯准将，命令他们划出一条苏联攻入朝鲜时南下的界线，并指示美军也要即刻制订向南部朝鲜进军的计划。据说林肯准将接受命令后回到办公室，偶然地从《纽约时报》上得到了划定三八线的启示。因为，《纽约时报》在报道苏军进攻情况时刊登的那幅地图，只画出了三八线以北的地区。于是，美国将军这个偶然的发现，便成为美国提出以三八线为界的根据。[9]

施纳贝尔提供了另一种情况：日本突然投降促使美国迅速起草关于投降程序的“总命令第一号”，而这个命令的第一段便涉及到受降区域的划分问题，陆军部作战局为尽快搞出一份文件，一直工作到8月10日深夜。讨论的结果是盟国应在远东分几个区域受降，并且明确规定这些区域地理上的界线。政策组的负责人博尼斯蒂尔上校只有30分钟来起草命令第一段，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正在急切地等待着结果。最初，博尼斯蒂尔曾设想按朝鲜的行政区划来划分受降界线，但身边一时没有资料。后来他注意到北纬38度线差不多从朝鲜中部穿过，而且汉城及其附近的集中营都在三八线以南，于是他决定用三八线作为受降区域的分界线。[10]

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得知日本决定投降和苏军已对日宣战并大举“涌进”朝鲜半岛的消息后，8月10日深夜，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紧急会议。主要议题是在朝鲜的受降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助理国务卿邓恩、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和海军部高级官员巴德等五人。会上，邓恩提出美国军队应赶到尽可能北面的地区去受降。但马歇尔的一位年轻参谋人员迪安·腊斯克上校指出，军方缺乏可供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加上时间和空间的因素，美国军队在苏军进入朝鲜北部地区之前抵达北部纵深地区有困难。这时，麦克洛伊便请腊斯克和另一位上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到第三休息室去，要求他们搞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但又不致“被苏联拒绝”的界线。于是，三八线就这样在一次会议上，匆忙地由两位美国上校提出来了。[11]

从资料来源看，第三种说法的真实性更可靠一些。不过，这些细节上的差别对于我们分析问题没有本质的影响。总之，这个关于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迅速得到美国军方和国务院的同意，[12] 并于8月14日为杜鲁门批准。次日，杜鲁门便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已经杜鲁门批准的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13]

就这样，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9月8日，首批抵达朝鲜的美国军队第7步兵师在仁川登陆。这是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名副其实的合作。

这条约300公里长的分界线斜穿朝鲜半岛，它截断了75条小溪和12条河流，以不同的角度越过重山峻岭，穿过181条小路、104条乡村土路、15条道际公路和8条高级公路，以及6条南北铁路线。[14] 显然，对于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来说，以及从地理的角度来看，三八线都是一条极不合理的分界线。但是，这并不表明匆忙划出的这条分界线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尽管美苏两国军队进驻朝鲜半岛时曾一致声明，三八线仅仅是两国军队在朝鲜驻扎时所划定的界线，并不具有政治意义。[15] 但是事实上，特别是后来历史的发展表明，三八线对于所谓受降的军事意义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美苏两国对三八线的确认本身已经包含着深远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