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有一个吴满有，因为连年开荒、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为配合大生产运动，边区把他塑造成先进典型。首先是《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报道了他的事迹，并配发题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接着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提出“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的概念；边区政府主要领导号林伯渠、李鼎铭等通令边区各分区、各县，要求“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创造更多的吴满有！”文艺家更是热情澎湃，诗人艾青一改《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沉郁，写出热情奔放的长诗《吴满有》，他把诗念给吴满有听，直到吴表示没有意见为止。最后是名至实归，吴成为边区著名劳动英雄，多次参加表彰大会、群英会，入党提干。

吴满有当然知道他应该干什么。1943年2月24日，安塞县劳动模范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倡议开展劳动竞赛，吴满有复信：“我想，只是在你我两个人身上比较，对于革命，固然很好，但为了扩大这个竞赛，我们要在群众身上来比较。现在我庄已成立生产互助小组，我已被选为组长，我们已经商量好，一定要使全庄子了里的男女老少，都把他们的力量用大生产上互相帮助、互相调剂的方法，组织变工，给贫苦村民调剂口粮、籽种和农具，发挥大家的力量，也只有使大家的生产发展起来，才是真正响应毛主席发展生产的号召。所以，我也向你提出两条：第一，就是不仅你和我两人要竞赛，而且要首先把你我两个庄子的生产搞好，我提议根据两庄的劳动力和牛犋来竞赛，看谁个庄子的粮食多？争取“劳动英雄庄”的称号。第二，边区的劳动英雄不止你和我两个人，各县都有，还有我们的军队这两年的生产成绩特别大，他们一定有更多的劳动英雄。所以，我主张把这个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的军队、群众中去。我想你一定是赞成的。”

此信一出，朱德电令全军响应，贺龙连夜打电话要南泥湾驻军接受挑战，西北局要求各地推广和领导这一生产大竞赛。“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军队与军队之间有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各个角落。”

这封信有组织起来、集体富裕的思想，有谦虚的态度，有对领导的响应，有对军队的颂扬。其思想觉悟之高、考虑问题之周延、直接反响之强烈，很难让人相信这是40年代陕北一个农民写的。

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吴满有当了叛徒。虽然这不能说是对边区政府提倡的“吴满有方向”的讽刺，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吴满只是一个骗子，但确实说明这种“抓典型”的方式有其片面性。

吴满有的教训没有深刻记取。在49年以后以建设新社会为理想的改造工程中，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从《三里湾》的欢乐笑声到《山乡巨变》的彩色描绘；从梁生宝们义无反顾地走向集体化（《创业史》）到萧长春们在乡村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艳阳天》），我们总是被送来一曲曲田园颂歌。然而，当1958年“共产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歌声响起时，广大农民的厄运也就降临了。从1956年到1978年，农业生产率一直低于集体化运动前夕的1955年。历史无情，美梦破灭，1979年不得不进行的农村改革表明，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集体化道路并不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新时期的文学已经较为真实地裸露了农村和农民惊人的贫困和深重的灾难。在“谎祸”连绵的背景下一，伴随着农村无数悲剧的，是在朴实木讷、文盲众多的农民中，又连续出现了不少典型，从陕西烽火农业社的王保京到天津大丘庄的禹作敏，这些“农民代表”基本没有农民实事求是、实话实说的品质，也极少真正为农村发展和农民幸福做什么建设的贡献，成名做官后，更是把农民的生活与生命当作官场交易的砝码。从1998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的报告文学《大国寡民》（作者卢跃刚）一书来看，王保京主导的烽火农业社从1954年到1997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大量“输血”、扶植典型的历史，一个不断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和权利的历史。

这里的问题，不是王保京做了典型、升了官后蜕化变质，而是他从一开始就欺名盗世、弄虚作假，连当地的农民都心知肚明，极为反感和不满，但为什么从《陕西日报》到《人民日报》，从科学家到省委书记、副总理都在一个劲地大唱烽火（社、大队、村）颂，使得一个基本没有受过教育、浮夸说谎成性，政治历史还一些疑点的农民成为科学家、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劳模？套用唯物主义的术语，我们只能说当时的政治生活需要这样的人物。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大变动的时代，土地分给农民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毛泽东就急于求成地要分散自私的自耕农组织起来，由互助组向合作社转化，加速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几千年习惯于个体经营的农民当然难以想象这亘古未有的宏伟工程，而无论是此时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是几十年的实践，都证明这样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并违背了农民利益。还在1951年9月，毛泽东在倡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后，就要其秘书陈伯达就会后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现在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虽然承认赵树理意见的合理性，但并未因此放慢互助合作的步伐，1955年夏季之后更是急剧发展。这种人为的路进不但在基层有阻力，中央上层也有异议，从陕西农民杨伟名到副总理邓子恢，都曾提出质疑和反对。正是在此一背景下，王保京这位关中风云人物起步了，成为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典型。1954年8月31日，《陕西日报》以“烽火社的多种玉米增产试验”为题第一次为王保京戴上光环，此后他就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不但农村的每一次变动，甚至与农村无关的上层政治清洗，也都需要王保京本人确也为极左政治作了有力的基层策应。从50年代的反右倾到70年代的反“右倾案”，王保京一次也没有拉下；与此同时，从1958年被评为“科学研究员”到1974年当上咸阳地委副书记，数不清荣誉，令普通庄稼人敬畏的权势，王保京终于由农村典型脱颖成为一名“农民政治家”。一直到烽火发生特大毁容案、《中国青年报》已经作了揭露后，地方领导还在说烽火说成是“精神文明”的典型，为王保京保驾护航。

为什么要树典型？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极左路线并不具备充分的社会基础，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正拥护。树典型，说到底是寻找“伪农民”，让“伪农民”代表真农民说话，把政治家的构思、幻想说成是农民自身的真实要求。大跃进是领导者鼓动的，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谵语却是王保京喊出的。同样，“今天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说，‘农业学大寨’是当代中国历史最不平常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本人只说了一句学大寨，他的具体的农村政策、政治理念，却是某些“农民”说出来的。这样，农村中一些聪明人、投机者、野心家，甚至农家败类都纷纷粉墨登场，背叛农民利益迎合政治需要，与权力结成利益共同体，却又代表农民享受政府对农民的“关怀”，甚至能够在产生他们的时代结束之后，仍然风光体面地做老典型、老劳模。

农民政治家的出生和病毒是整个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产物，是左倾错误干预农民日常生活的手段。对于中国农民来讲，如何搞好生活、如何发展农业，他们清楚得很，根本不需要上层来指手划脚。《大国寡民》提供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1962年5月10日，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社员杨伟民等三位农民，就当时农村形势和出路问题给镇以上各级党组织写了一份叫《当前形势情感》的建议材料，其中所提出的农村发展思路，几乎和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如出一辙。这份材料曾上达天庭，由此引起北戴河会议上的严厉批评。杨伟民因此罹难，但其见识和勇气，却为产生了王保京的中国农民挽回了面子。农民中出政治家也出思想家，前者是不正常的政治扭曲出来的，后者却是苍茫大地上日常经验的集聚。

在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活动中，农民的“自私落后”曾是领导者们忧虑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40年农村政策的核心，就是以“典型”教育农民走出自家田地，放弃私有财产而认同集体和国家。以教育农民自居的人自居的人自以为比农民更了解农民的需要，但他们实施的农村改造方案使得无数农民降低到动物般的生存状态，不管他们的构想如何美丽，但他们确实不具备农民本然具有的本能和常识。1978年12月的安徽凤阳小岗之夜，18个农民在一起立约分田到户以吃饱肚皮，没有战略决战，没有科技发明，但确实惊心动魂，慷慨悲歌，确实开始扭转历史，预示了10多亿农民获得基本生存条件的发展道路。事后看来，主持其事的严宏昌和支持他们的陈庭元等人，不过是承继了传统的家庭生产方式而已，他们的意义不在于创造，而在于反抗，即以最简单、最原始的一家一户的生产取代集体化、大跃进以来的农村社会制度。生命是最高的价值，但为维持生命却并不需要特殊的智慧，本能和常识足以使每个人活下来，而一些宏伟的追求和理想的规范，反而可能剥夺公民的生存权利，从大跃进到文革，首要的教训只有一条，那就是让每个拥有自己寻找生存方式的权利。所以，只有让父老乡亲自作主宰，中国农村才成为希望的田野，大大小小的王保京之流才不会危害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