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需要知识分子的催化和激活。赣东北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中，方志敏和吴先民都曾在省城南昌受过教育；黄道和邵式平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受到过李大钊的教育，他们都已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农民。在经历了11年的教育和3年党的教育、积累了相当的革命经验之后，方志敏于1927年下半年回到故乡，联络几位同志，以“平债分田”为号召，破除群众的习惯心理，动员他们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先是培养骨干，然后再由他们向其他人宣传，“你邀猪仔狗仔”，“他邀大仔细仔”，一两天就召集了三四十个人，他们宣誓画押：“斗争到底，永不变心”，成立了“第一个农民革命团”，随之向周围农村扩散。“横丰像一个革命的火药桶，我毫不讳言的，我是燃线人，我走进横丰，把这火药箱的线点燃着，火药爆炸了。”年关将近，县里的收捐委员照例到农民们自发开出的小煤窑来收捐，经过启蒙的农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委曲求全，“性情暴躁”、“学过一些武艺，力能敌住两三个人”的农民革命团团长兰长金不但痛骂还打了收捐委员。此人逃走后，农民们有些后悔：明天县里一定会派兵来报复。他们一边集中起来准备厮杀，一边请来方志敏。方立即把自发转为自觉，作出暴动的决定，全县一半地区五万多人参加了这春雷第一声。横丰县城里的一营官兵因此不敢出来，两个月后，暴动失败了，但农民与官府的对立态势已经形成。1929年，红军击破了敌人为防止红军藏身的砍树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信心。从此，赣东北数县迅速赤化，根据地雏形崭露。

斗争需要职业军人的组织和领导。横丰年关暴动前，方已经组织了“弋阳农民自卫军”，武器主要是方志敏从鄱阳搞来的十支枪。暴动后，方志敏先是挑选农民军中的积极分子二、三十人组成脱产的游击队；1928年6月正式成立红军独立团；1930年7月扩编为独立师，1930年9月成立红十军，下辖三个团共3万多人。1933年初红十军调入中央苏区后，方志敏又迅即在地方武装的基础上成立新的红十军。他明白，没有正式的武装军队，“农民革命”云云只是一句空话。终生种田耕地的农民可以当兵却不一定组织军队、指挥打仗，革命的军事人才多由旧军阀和国民党输送。1928年，经过邵式平的运动，中士班长匡龙海等“七十余名白军士兵，哗变来当红军。这不但突然增加了我们一倍以上的武装，而且给了我们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使原无多大战斗力的红军，逐渐强大起来，而且成为能战的红军——这就是红十军的基础。”匡龙海后来成为新十军的代理军长。1929年冬，中央派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周建屏来到赣东北，先后任团长、师长、军长，成为赣东北主要军事领导人。周建屏原是滇军团长，北伐时受朱德教育参加共产党，与方志敏感配合很好。方志敏常说：“没有红军，可以组织和爆发一个群众的暴动；但是，在暴动之后，不去训练军事干部，建立坚强能战的红军，无论如何暴动是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的。”这句话包含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同时也说出了中国革命的过程和特征。1930年赣东北进入全盛时期，党的建设的最重要一条就是“实现全党军事化……根据地的党员，除在军队的外，都要参加地方武装组织。”农民暴动只是开始，它提供了革命合理性的基础，也提供了武装夺权的兵员，但如果不转化为有组织的军事对抗，它就只能停留在“暴动”阶段，政府很容易就能扑灭，仅仅农民暴动不可能成功，而且即使革命，也需要有人种田产粮。

战争需要由农民提供的各种资源。参军的主要是家庭出身好、政治上可靠的青壮年，大多数农民在“农民革命”中的任务还是从事生产。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足够的农民种田而出现的粮食紧张。“苏区总人口300万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9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是因为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于是，“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粮米不够供给’的问题已经摆了上桌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3月，赣县米价涨到‘十七块多一担’。为节省粮食，苏区中央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随后，又号召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即使这样，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仍远远低于节省后的定量，当时，‘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一两（1斤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情况下，相当多的地区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强行摊派，瑞金、长胜等地有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被催带自尽，‘引起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胜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粮食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苏区请愿的严重事件。”

所以“农民革命”的本义不是指农民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不是要农民转变社会身份，而是由农民的一小部分由“先锋队”组织起来以农民的名义进行革命。

3、农民中的典型

在资源极其贫乏的生存环境中，中国农民硬是靠吃苦忍耐和自我牺牲支持着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即使饿着肚子，他们也仍然在黄土地上辛劳。彭德怀当年曾说过：中国的老百姓真好啊！这样的农民在工农政权中本应享有必要的生活保障甚至各种殊荣，但是，这绝不能仅仅理解为把各种光环和荣誉都送给那些因为政治需要而培养起来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