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朋党深入一层，遂及师道。虽然君临天下的人很少喜欢知识分子的师道意识，但只要他们还不能把“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化为一己私有之物，则代表了圣人之道的知识分子群体仍然是天下师道之所在。乾隆操笔如操刀一般地着力诛杀师道，用文字显示了比明代廷杖更厉害的独尊之心。他以“君臣大义”排拒师道，取的是儒学中的一面之词。所以，当他“即以学问而论”，与尹嘉铨比长短的时候，显出来的是非常明白的蔑视。但他的话又是讲给天下读书人听的，每个人都能从这里体会到，在人主面前已无师道。中国知识分子规范君权的意识于是乎一天比一天萎顿。

在乾隆朝的文字狱里，比朋党和师道更富有深度的题目是“名臣”。名臣体现了儒学的一种理想人格。因此，名教中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忘情于名臣。然而乾隆用另一副眼光去看，在名臣身上见到的却是君权的衰弱。与前代帝王相比，这种眼光的深刻与雄猜都是十分独到的。每个时代的名臣，都是那个时代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儒学涵育出来的士气尽在以天下为己任之中。乾隆视名臣为不祥之物，心中疑忌的也在于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在骨子里非常不喜欢鼓荡士气的宋儒。

自两汉以来，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都能够在中国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乾隆却以虎视之态把四海治乱、生民利病划出读书人的思考范围，森森然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悲天悯人之权。从这个时候起，知识分子群体便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了。他们在恣睢的君权面前一点一点地变得奄奄无气。有人记录过一个读书入仕者的始末，以几个细节描述了文字狱下士人的跌扑和难堪:

“乾隆葵未岁，杭州杭大宗（世骏）以翰林保举御使，例试保和殿。大宗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上博询廷臣，侍郎观保奏曰:是狂生，当其为诸生时，放言高论久矣。上意解，赦归里。”“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为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葵已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

这个故事写照了有心报国的士人在失路之后的苍凉和气短。前者的顾盼自雄与后者的苍凉气短都说明:宋明六百年之间曾经有过的那种儒者气象已经变得遥远而且陌生了。

本文摘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