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即使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也属平常现象。1957年，赫鲁晓夫不也搞出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是何等令人血脉贲胀，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声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毛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27]，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毛将暂时把党机器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终于实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1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毛在6月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的文革烈焰。

注释:

[1]参见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指示》，1966年6月13日；载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25-2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2]参见刘少奇、邓小平:于1966年6月30日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稿致毛泽东的信；引自于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7-2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另参见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回首“文革”》（下）第66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参见罗点点:《非凡的年代》第19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版。

[4]参见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下）第60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另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5]参见张化:<刘少奇的悲剧和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革”》（下）第847页。

[6]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页。

[7]《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38-4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

[8]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巴卢库、卡博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32页注释（1），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9]1964年2月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引自于曹英等著:《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第268-270页，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0]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第437页，漓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1]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12]参见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第33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6月版。

[13]当时在场的毛泽东卫士周福明回忆，参见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第1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4]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第43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15]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118页注释（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16]毛泽东在文革前经常说:“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胡乔木语），参见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载《回首“文革”》（上），第62页。另据当时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毛泽东在1966年4月下旬杭州会议期间也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儿住，愿到上海来”，参见《回首“文革”》（上），第608页。

[17]参见罗点点:《红色贵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第180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

[18]196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的谈话，康生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予传达。在文革结束后公布的毛4月28日谈话中，这一段已被删除。

[19]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20]1966年4月28、29日，毛在杭州对康生、陈伯达说，彭真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阶级斗争，不斗不倒”，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70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4月版。

[21]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班子改组。另参见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2]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49页。

[23]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6月18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第1832-33页。

[24]引自于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总第91期，第39、36页。

[25]陈伯达:《我与刘少奇关系的几点情况》，载陈晓农编:《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第79页，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8年。

[26]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页注释（2）。

[27]参见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引自于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69页，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196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文革这一段“是历史上的小插曲”，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