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飙升，曾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背景，是以“八九”事件为标志的中国政治现代化（民主化）事业的严重挫折。这样一种历史因缘，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中国政治民主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矢志追求中国宪政民主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如何因应民族主义，确是饶有兴味的课题。大致说来，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表达了三个主要观点:民族主义妨害民主化、民族主义危害国家利益、人权高于主权。

一、民族主义妨害中国民主化

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便已形成。在《尚书》中便有多处使用“中国”和“华夏”这两个词，将居住在“中国”的“华夏”民族和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夷狄”明确区别开来。《春秋》三传则不约而同地花不小篇幅来严“夷夏之防”，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依据，要求“内诸夏而外夷狄”。相比之下，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有两层新意。一是关于主权在民和公民权利的观念；一是关于在世界体系中民族地位平等的观念。我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最初拥抱。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对鸦片战争以及西方侵略和冲击的回应。1895年由康有为起草、1300多名举人签字的“公车上书”，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生证。正是在这篇给皇帝的集体奏议中，头次提出要一改旧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也头次提出天下应“与民共之”，以便“合四万万人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从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便不遗余力地呼唤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领导具有浓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改革与革命。

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一直相当复杂微妙。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曾经结伴而行，作为相辅相成的两种力量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现代化。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同时都也是民族主义者。以“君主立宪”为核心内容的戊戌变法同时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目标；创建“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其“三民主义”将民族主义置于民权主义之前；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抗日与民主并重，将民主宪政作为救亡图存的不二法门。

然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行程中，民族主义功业卓著、自由主义的事业则步履维艰。作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组成部分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目标是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特别是后来居于领导地位的蒋介石一系，有意无意地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割裂开来，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建立民族国家的大业，但这个国家却是一个同时敌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党国。中国共产党正是宣称它要比其它任何党派都要更加爱国、并将民族主义作为动员群众的有效工具，才在濒临灭亡的绝境中借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机会东山再起，并在随后的内战中打败了“反帝”立场似乎稍逊一畴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胜利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是比国民党离自由主义更远的党国。中共党国将自由主义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将党的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置于神圣的祭坛，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都只具有随时可以被牺牲的工具性价值。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认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必须以自由主义为基础。一旦跨越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理性等超越民族界限的普适性自由主义价值，民族主义不仅在内政中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而且会轻而易举地滑向排外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现代中国的主要政治势力（国、共两党）高扬民族主义而疏离自由主义、甚至利用民族主义来打压自由主义，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大挫折。在国共两党政治势力的支配之下，民族主义的浪潮淹没了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改变了中国人原来以英美为师融入近代民主潮流的大方向，转而走上了“以俄为师”的歧途邪道。从那以后，国共两党所学习的不再是主流正脉的西方，而是非主流的、反西方的“西方”（马列主义及苏俄）。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的这种急剧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苏俄宣布放弃俄国在华所有特权的诺言这正反两面的刺激。受民族主义激情支配的中国人，已无法将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和西方捷足先登的自由民主制度及相应价值区分开来，因为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满足民族主义的诉求，而将从西方历史中发源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也疯狂抵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朱学勤将“病态民族主义”（或“狂热的民族主义”）同“民粹主义”一起称为中国五四运动以来两个精神“病灶”。

更有甚者，中国经过抗日战争而获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之后，以抵抗外来侵略为特征的中国民族主义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此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在全面封杀自由主义的背景下继续沉迷于民族主义，对中国民主化事业危害甚大。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夕起将美国确定为头号民族敌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消灭中国亲美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长期以来，中共党国高举着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旗帜、不断地煽动反西方的“民族感情”来弱化和消除自由主义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党国意识形态之中，追求起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当西方的“洋奴”几乎是同义词。党国也很成功地利用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在反对“全盘西化”的旗号下将自由民主拒于国门之外。

直到“改革开放”时代，自由主义才又在中国死灰复燃。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中国人向往“蔚蓝色文明”，闭关锁国是受到普遍诟病的对象，亲近西方和学习西方则是进步的时尚。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被胡赵两任中共总书记摆上了议事日程。然而，以西方的民主政治为榜样的改革进程，只艰难地经历了短暂的几年时间，又为1989年镇压所打断。这一事件给中共党国造成了深刻的统治危机，再加上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强烈刺激，党国主导的民族主义应运而生，并成功地得到了民间的热烈响应。在党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以及中国现实的政治空间里，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被重新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又重新被扣上“全盘西化”的帽子大张挞伐。实际上，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一贯主张“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认定“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

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看来，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色彩，是党国用来增强政权合法性的工具。用孙立平的话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出现民族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将民族主义作为转型期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民族主义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性质。”徐友渔很敏锐地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与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在起源上有天壤之别。以往强劲的民族主义是由于外部侵略所产生的危亡感，当代的民族主义飙升则肇因于党国为填补马列主义式微所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而进行的“舆论导向”。显然，不是中国公民或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遥遥领先值得学习而且在各种交往中获益匪浅的西方作对，而是党国需要与自由民主的西方作对，民族主义已成为维持党国专制统治的主要思想支柱。樊百华甚至指出，中共党国的民族主义有机会主义之嫌，因为中共一方面利用民族主义话语来“攒民意”，另一方面又协助外资企业严酷压榨中国本土劳工的超额利润来向“列强”及外国商人“轮番献礼”。应该说，中共利用民族主义来弥补意识形态真空和合法性危机、维护党国体制和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至少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但是，中共这种成功的另一面，就是延缓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