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宗旨

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衡量中国一切政党政策及其实践的根本标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制定和实施农村土地政策时，就必然要将是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农地政策的根本标准。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证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制定和发展完善农村土地政策的必由之路。只要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真正做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农村就兴旺发达；忽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会遇到坎坷和曲折。【详细】

土地是人类生存和生产的源泉。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一大”党纲中提出土地问题起，就一直十分重视土地和土地确权，并不断推出伟大举措发展土地理论与实践。这里回顾党在各历史时期颁布和实施的土地确权法律法规。【详细】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法

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1928年至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先后完善和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土地法》，并不断制定、颁布和实施与土地法相配套的土地法律法规。
    1933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会土地部发布《关于实行土地登记的布告》，强调要实行土地登记。苏维埃发给土地证与农民，用这个土地证去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人不得侵占。【详细】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法

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详细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的经验，并制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该大纲共16条。其中，第一条明确：“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十一条明确：“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
    当时，颁发土地证成为各地完成土地改革、巩固胜利成果、确定产权、查实田亩、提高农民生产组织性的一个重要措施。中共中央也及时肯定和推广各地土地改革中确权登记发证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并多次对一些地区土地改革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 【详细】

正确认识国情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农村土地政策的成功所在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的发展演变历史，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处理农民土地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是不同的。条件变了，任务变了，党的方针政策也势必要做出相对应的调整。农村土地政策应从当时的基本国情出发，尤其是要根据当时当地主要矛盾的转换而转换，做到认清国情，与时俱进。正如毛泽东指出：“当革命的形势己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历史证明，凡是正确的农村土地政策，都是正确认识国情后作出的政策选择，只有国情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的产生才是政策制定的客观依据。 【详细】

红军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

1930年，闽西完成土地分配、焚烧旧地契和颁发土地证后，世代受尽地主剥削的劳苦农民手捧耕田证，跑到自己分到的土地上，唱起幸福山歌。1928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第37号通告，明确一切土地于实行共有后，重新分给农民耕种，以县苏维埃政府名义发给土地证，旧时田契、佃约一概废除。1929年7月27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明确已分配土地的地方要登记，由县政府发耕田证；强调所有地主阶级的田契佃批等限期交当地政府焚烧。1931年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同时通过了土地部提交的《土地登记法》。【详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党对土地包括对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更加重视，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地权的重要措施。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决定自1950年6月30日起公布实施。【详细】

该法共6章40条。第一条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第30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土地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详细】

1950年政务院通过并发布《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条例21条强调，城市郊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对分得国有土地的农民，由市人民政府发给国有土地使用证，保证农民对该项土地的使用权。【详细】

1986年经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施行。这是加强土地管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土地权益，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土地法规。【详细】

建国初全国土地改革 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得到实现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第一条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第30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土地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1950年11月10日，政务院通过并发布《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条例21条强调，城市郊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对分得国有土地的农民，由市人民政府发给国有土地使用证，保证农民对该项土地的使用权。对私有农业土地者发给土地所有证，保证其土地所有权。土改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详细】

中共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期间充满正确与错误，可贵的是其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立场鲜明、态度坚决，所以在不断修正错误中走向了成功。 【详细】

中共一大纲领提出没收资本家的土地归社会公有，这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根据地结合实际开展土地革命，不断克服“左”倾错误，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王明“左”倾错误导致根据地几乎全部失去。 【详细】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适时实行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减租减息政策。降低了封建剥削，促进了乡村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贫雇农生活水平和经济政治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推动了乡村各阶层联合抗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 【详细】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专门谈了土地问题。指出“耕者有其田”，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毛泽东还指出减租减息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详细】

1953年农业合作化推进 土地由私有转变为集体所有

从1953年开始，中国便开始了农业合作化的土地制度，农业合作化的实质是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将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合作经济的过程。农业合作化先后经历了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至1953年底）、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初级社（1954年至1955年）和土地、耕畜、农具等折价归集体所有的高级社（1955年至1956年）三个阶段。高级社阶段是农业合作迅猛发展的阶段，是合作社经济和集体化经济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高级社不再像初级社那样承认农民的私有权利，社员私有的土地全部无代价地转为集体所有。【详细】

新中国的土地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47年通过实施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指导农村土地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由此也奠定了日后土地制度变迁的基调。【详细】

以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为标志，全国各地开始普遍发展互助组和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互助合作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临时性的或季节性的简单劳动互助；二是常年的互助组；三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土地合作社。这种互助合作仍然维持土地的农民所有制。【详细】

1953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由初级社和互助合作向高级农业合作社“阔步迈进”。第一条指明“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详细】

1958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这是人民公社化的前奏。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本质特征是规模“巨型化”和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详细】

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展 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无偿收归公社高度集中

1958年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动了人民公社运动。决议指出人民公社作为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多的组织形式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正是决议的这种观点导致人民公社的推行速度远远高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其中“一大”主要表现为规模大，一个公社平均有500户农民，1000个劳动者和1000亩土地；“二公”指的是公有化程度高，社员的一切土地连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一切公共财产都无偿收归公社所有。人民公社阶段，除了以社会为基本的核算单位追求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还采用“干活不记工，吃饭不要钱”等方式，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到处泛滥，并有土地集体所有向全民所有转化的趋势。【详细】

农村合作化的盲目推进，暴露了土地制度中各种各样的缺点和不足。由于受冒进的“左倾”情绪的影响，在遗留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之前，1958年，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动了人民公社运动。【详细】

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其中“一大”主要表现为规模大，一个公社平均有500户农民，1000个劳动者和1000亩土地；“二公”指的是公有化程度高，社员的一切土地连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一切公共财产都无偿收归公社所有。对农业生产进行管理的机构设置为三级，包括管理委员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其中生产队是基层劳动组织，公社统一负责生产盈亏。【详细】

1960年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规定将生产队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即由全民所有改为由公社、大队、生产队队三级所有，至少7年不变。1962年，中央发出文件，将该年限延长至30年。但是“三级所有”是一种上下行政隶属关系，仍然存在生产管理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它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经济组织的职能，仍然没有有效解决土地产权的界定问题。 【详细】

政社一体的集体公有制，构造了截然不同于传统中国农村的制度和组织基础。因此从形式上看，中央政府是通过对农民产权的一定保护获得了税，而通过对农民产权的侵入获得了租金。所以说，人民公社是国家控制农村经济的一个产物，是实行统购统销及合作化的同时演变形成的农村基本制度。究其实质来说，它的存在并不是村社内部农民与农民之间权利合作的纽带，而是国家为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降低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交易成本而构建的组织载体。 【详细】

改革开放实行家庭承包制 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基础

1978年12月，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序幕。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是涉及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改革，实际上这种经营体制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同政治体制改革相联系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兴起，是以政治思想领域“拨乱反正”为先导的，允许和支持改革，尊重农民对大包干到户的选择权，建立农民群众有权、有责、有利的农业经营体制，这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推进。“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农村土地不再集中经营，2亿农户成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经济细胞，以及数千万乡村中小企业的兴起，不仅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农村高度集中“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解体。【详细】

1978年12月，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序幕。回首近30年来中国农村改革所走过的风雨历程，梳理农村改革的历程脉络，系统总结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对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详细】

农村改革前，中国农民对改革的探索和试验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小岗村之前，还有过两次标志性探索。全国其他地区也出现过包产到户。农民对改革的探索和试验虽然最终无功而返，但为后来中国农村的改革埋下了种子。【详细】

改革从农村突破是历史的必然，长期不合理的农村经济体制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是推动农村改革根本动力。【详细】

农村改革的伟大意义在于推动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打破了城乡二元体制的障碍，推进了民主政治的进程，对国民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详细】

改革是从纠正“左”的错误、放宽农村政策开始的。安徽省一些地方偷偷搞起了联系产量责任制，揭开了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序幕，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钟声。【详细】

生产队分4个作业组，年终缴国家的征购任务，集体的提留后，剩下都归组里自己分配。“双包到组”推行伴随着激烈争论。【详细】

随着双包到组的发展，也出现了一部分生产队暗中搞起了包产到户。这其中，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暗中搞起了“大包干到户”。【详细】

在巢湖会议上省委领导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内部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肥西包产到户和风阳的大包子。【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