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10日，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与南朝鲜外交部首席代表孔鲁明在备忘录上签字后握手。钱文荣/摄 图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卓长仁劫机案审判现场 图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卓长仁劫机案:戏剧性开辟中韩外交通道

本报记者 杨梅菊 发自北京

劫机犯枪指飞行员 美军包围飞机 台湾派人到乘客中策反 新华社记者隐瞒身份奔赴汉城

如果说劫机事件成为韩国和台湾逐渐疏远转折点的话，那么它同时也是中韩之间逐渐靠拢的起点

26年前那场街头巷尾热议的劫机事件，已多少被人遗忘，不过，历史却在那一年不经意地转了个弯。

1983年5月5日至5月10日，历史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一起单纯的暴力劫机事件处置过程，还是一场戏剧性十足的外交斡旋。谈判期间中韩两国所释放出的善意信号，为日后从陌路走向和解铺就了道路。

被劫机长:曾经想降在平壤

1940年出生的王仪轩如今已近古稀之年，因为孩子生活在国外，退休后他仍然免不了和飞机打交道，不过，现在他不开飞机，只坐飞机。“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说起飞行生涯中最为惊险的一幕，王仪轩感慨道。

1983年，王仪轩43岁，是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长。5月5日，他踏上中国民航296航班准备赴上海。

“10点半正式起飞，大概二三十分钟后，警铃响了。”伴随着的还有乘客惊恐的尖叫和枪声——驾驶舱的舱门被轰开，一个黑大个儿冲了进来，高声叫着:“148度，148度，汉城(首尔)！”王仪轩心里大惊:“这个人懂行！”

“黑大个儿”就是卓长仁，“5·5”劫机事件的主犯，因经济犯罪被举报，为逃脱制裁准备劫机赴台，而当时与中国尚未建交但与台湾关系良好的南朝鲜显然是最佳中转站。曾在辽宁航校就读的经历，无疑令卓长仁“很懂行”。

王仪轩的头上顶着枪，心里却在盘算，怎样将飞机降落在比汉城更有利的地方——趁卓长仁不注意，他在拐弯的时候把飞机调了个头。“不对，方向不对！往东！”手枪不断敲打着王仪轩的头部。“没办法，我只能一再往东改……大连不行，那就丹东、眼看丹东也错过了，最后的机会就是平壤……”手枪就顶在头上，王仪轩决定赌一把，一看到“千里马”(平壤的地标性建筑)就准备着陆。卓长仁不干了:“拉起来，要不然同归于尽！”看到卓长仁已经急红了眼，想到随时会因此而丧生的几百乘客，王仪轩又把飞机拉回到正常高度。

“看来，汉城是一定要去了。”王仪轩心想。

飞机一过三八线，汉城上空就拉响了警报。然而，飞机没油了，“再往前飞已不可能，只能就近降落。附近正好有个小机场，就凭感觉开始寻找入口降落。”当时的王仪轩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试图完成一次不可能完成的降落——那是美国的一个直升机专用机场，根本不适合客机。“我事先有所防备，目测低一点，一进跑道就落地，飞机接地后马上刹车，然后拉反推、反喷、飞机停了。”

就这样，这架运载着近百名中国乘客和一个日本乘客的飞机，闯进了南朝鲜境内汉城东北方向的一个小镇子——春川。

“我代表祖国亲人来接你们了！”

当卓长仁闯进驾驶舱时，中国民航局总调度室的雷达屏幕上，296号航班的身影开始若隐若现，并偏离航道……几分钟后，正在中南海汇报工作的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从电话里得到消息:296航班可能被劫持了！

沈图的脑子“轰一声炸开了”，立即驱车直奔调度室。下午1点，国外电台传出消息:296航班已经降落在南朝鲜汉城东北美军基地的春川机场。

飞机在春川一降落，便被飞驶而来的美军卡车团团围住，卓长仁荷枪实弹出现在舱门口，大声要求会面“台湾驻韩国大使”，否则机上乘客将被继续扣押。

但是，在南朝鲜的紧急会议得出相关结论前，卓长仁不可能得到答复，接下来的是长达8个小时的等待。

与此同时，北京也陷入了煎熬，这是一个外交难题:如何通过谈判说服与中国长期敌对并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南朝鲜，将被劫持人员、罪犯交还中国？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南朝鲜对于中国的谈判要求给予了格外热切的回复，甚至建议中国派外交部高级代表前往汉城，显然，想摆脱外交孤立困境的他们希望和中国进行正式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