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干校领导为了搞出“成绩”，抓好“典型”，除了不间断地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外，就是死死抓住“反革命分子”李德超不放，大会批，小会斗，造反派决心搞个“水落石出”，有不把李德超斗成个实实在在的“反革命分子”决不罢休的势头，搞得天翻地覆，阴森惨惨。有一天，我们几个教师劳动回来，远远就听见有人发出惨叫声，我心里想又是哪个单位搞武斗了，我们跑去一看，又是可怜的李德超挨压杠子。在干校外面的小山包的树林里，一群人咬牙咧嘴，对李德超又是吼骂，又是狠压杠子，可怜的李德超被压得满头大汗，惨叫声声，可仍顽强地坚持说自己不是反革命。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把李德超当“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重证据，又不调查研究，成天武斗搞逼供信。即使是一个身体强壮的汉子也经受不了这样的长期折磨，何况李德超的身体本来就十分的单薄，如何经受得了这般非人的酷刑，他精神上受到了沉重打击，肉体上受到了极端摧残，实在撑持不住了，他绝望了，他决心选择一种方式尽快离开这个世道以永远解除这痛苦。就在大家去上山砍柴的路上，他暗暗选好了一个地方，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一个人悄悄跑到那个地方投水自尽了。当人们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选的地点是一条深沟，上面用木头搭成独木桥，下面沟里水虽不深，但有很厚的稀泥，李德超是头朝下栽在稀泥里窒息而死的。因为他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当时只是将他草草埋掉，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对李德超落实了政策，为他进行了彻底平反，才又对他的遗骨做了重新安葬。

李金义同志是原中共陇川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局长，不知什么原因被列为“特嫌”，屡遭批斗。到“五七干校”后，他白天被监视劳动，晚上挨批斗交代问题，后来竟被隔离审查，将他关在部队养鸭子的小鸭圈里，晚上派人轮流看守，两人一班。有一晚轮着我和另一位老师看守李金义，由于平时我们比较熟悉，也讲得来，我们也就随便问问李金义同志，“你怎么会是特嫌？你干了些什么特务活动？”他哭笑不得:“哼哼，我也不知道我会是特嫌！他们硬说我是特嫌，我也没办法！”后来把他关到监狱里去，关在监狱里的那些犯人见到李金义，就幸灾乐祸地说:“李局长，你也进来啦？”李金义同志铿锵有力地回答“我和你们不一样！”那天晚上我们在火塘边就这样和他讲些闲话，直到有别人来换班。

还有刘介农同志，他是原中共陇川县委书记，组织上已经决定将他调离陇川另有工作安排，由吴大缙同志接任县委书记职务，但他还没有走，陇川县革委会将他送进了县“五七干校”，说是陇川的“革命群众”要求不让刘介农溜掉，要叫他交代他在陇川“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刘介农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从小没有干过重活，对干农活更是十分生疏。但他还是和其他干部一道每天坚持参加体力劳动，尽自己的力量能干多少干多少。他因为挑不了重担子，挑土坯子别人能一担挑六个、八个或十个的，而他一担只能挑两个，一头一个，还连肩都不会换，这又成了批斗他的“材料”了，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那么大的个子，一个月拿那么多的工资，一次只挑两个土坯子，合多少钱一个了你知不知道？……”还有其他那些被列为“走资派”的领导干部，一开会就要“点”他们的名，动不动就揪出来示众，平时劳动，外出公差，都叫他们随身背上黑牌子，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让老百姓不敢接触他们，远离他们，让老百姓揭发他们的“罪行”。但是，老百姓最看得清谁好谁不好，只要群众认识他们的，都不会被他们的黑牌子吓着，不相信他们会是坏人。干校的一些“骨干”到寨子买竹子，群众不愿意卖给他们，说是“不卖，我们要留着自己用”。那些充当“骨干”的人知道县委书记吴大缙平时和老百姓最说得来，又会讲傣话，说叫老吴去买。吴大缙到了寨子，用傣话一讲，递支烟给群众抽抽，群众说吴书记来买竹子我们卖给，还少要他的钱，有的还连钱也不要。

在干校期间，还常常有的公社、部门或单位到干校带干部回去批斗，都要经过干校的批准。姓常的军代表也对来带干部的人讲，“你们可以带人回去批判，但不准打人”，可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只要人一被带出干校大门，拳打脚踢就开始了。卫东公社(清平乡)的武装部长尚培元被造反派带回清平去批判，人才出了干校大门，就被推推搡搡，一路骂语不休，一路拳脚不停，到了清平，连口水也喝不上就被拖进批斗会场，又是一顿痛打，尚培元被打得遍体鳞伤，第二天歪歪斜斜地回到了干校。范自文同志是县文化系统的负责人，当时也在干校。1969年5月份的一天，东方红公社(王子树)的造反派要求带范自文到王子树去批斗，临走时，干校军代表还是那样讲，“只能批判，不准打人”。据范自文同志回忆说，他们走了七八个小时的路，就见从路边树林里蹿出一群人来，咋咋呼呼围了上来，七手八脚一下子就被戴上了高帽子，挂上了黑牌子，两手被人往背后一扭，揪着头发，架上“喷气式”推入批斗会场。会场上已挤满了人，只听见一阵口号声，之后便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毒打，也不知挨了多少拳头和多少脚直打得眼也睁不开，耳朵嗡嗡响，然后被拖起来跪在木凳上，在批斗中，冷不防有人又从背后重重踢来一脚，人从跪着的木凳上向前扑倒下去，挂在胸口前的木牌卡在脖子上，发出了“啊！”的一声惨叫，差点被卡死。回干校后，干校领导人叫范自文写了一份认罪检查，认罪检查材料交上去后，被认为有了认识，三个觉悟有了提高，于是范自文同志获得了“解放”，从“五七干校”调回县革委知青办公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