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习的说法:

(1949年底)当王惕吾决定退役投身新闻事业之际，“民族报”亦正陷于社论文字肇祸而停刊的低潮。引起当局不满的原因，是一篇呼吁军公教人员应该调薪，标题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社论，撰稿人是“民族报”主笔殷海光。［按:此大误，主笔及撰稿人是张铁君，其外孙女即华人旅美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作《南京大屠杀》］

……“民族报”登载这篇看似无奇的社论当天清晨，偏巧被即将登机飞往大陆巡视的蒋总裁看到，总裁大为光火，立即用红笔在报纸上批示:“如此社论！如此荒谬！”并且交代陈诚必须停刊惩处。据了解内情者指出，当时蒋表示:“如果那是别人办的报纸，我可能没办法处理，但是‘民族报’是我自己出钱办的报纸，我就用家法处理！”于是创刊仅三个月的“民族报”于同年8月宣告停刊。

……但何以蒋总裁看了社论后竟会脱口表示:“民族报”是他自己出钱办的呢？原因即在该报筹备时的主要资金，部分来自当时姓名还是王逸芬的王永涛负责看管的央行存金，数目是100根金条。

这100根金条一定是10两重的“大条”，那就是1000两，应该是属于先父交王逸芬看管在财务署的第二至第四批黄金，不可能是“央行”国库黄金。习没分别清楚“央行”与财务署黄金的区别。先父命王逸芬保管的是财务署的军费黄金，属于第二至第四批；有别于第一批260万两的“央行”国库黄金。

……“民族报”被迫停刊将近满月时，社内干部包括王逸芬等在内的湖北同乡，央请同为鄂省乡亲的军委会侍从室文胆出身的陶希圣出面向蒋公请示:该报停刊快一个月了，是否可以准许复刊？

……王惕吾接掌“民族报”的时机，即出现在蒋先生同意复刊之后。

……王惕吾考虑后便同意了，但亦向俞济时坦率表示:“我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去接啊！”于是，俞济时指示王逸芬第二次动用了央行紧急转运来台的资金。据说，这回共拨交了200根金条另加一笔美金给王惕吾，让其风风光光的能以独资的方式，力取经营实权，跃居“民族报”重新出发的发行人兼社长……

此时是1949年底，先父正冒着生命危险，押运金子银圆车队挣扎在重庆撤退到成都的东线公路上，想亲自给前线军队发饷，激励士气。国民党政府也正是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面临被大规模歼灭的穷途。而王逸芬、王惕吾就在这紧要关头打军费用的黄金的主意。背景则是高层的争权夺利，岂不令人浩叹？

这里要指出的是，王逸芬没经过他顶头上司我父亲的核准，岂敢动用，其实俞济时一定得蒋介石指示先父给的。但若仔细一想，也不一定。为什么？像蒋周围的一批人如俞某等，原来都是大军头(俞黄浦一期，曾任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会尊重父亲的职权？尤其是已得到蒋的指示之后，也许就要王逸芬开库房门先拿了再报账。后来因为俞太专权，与蒋经国发生了冲突，被整调。

以上习、叶所说如属实的话，《联合报》以《民族报》起家，前后就从财务署保管的黄金中总共拿了3000两，另加一笔数目不详的美金。美金外汇一定是用来购买国外印刷机以及纸张的。仅仅黄金，如以3万新台币一两算，就是近亿元新台币(加上外汇)，即使在今日也是个大数目。联合报系今天当然不在乎这笔钱，是否考虑拿出这笔钱来回馈两岸，捐作下文提到的“黄金教育基金”的种子钱(seedmoney)，加不加利息，就让继承王惕吾遗产的后代来决定了。从另一角度看，《联合报》也应属于国民党的“党产”。但是追究这个“党产”的人，应该是两岸的老百姓。当然，有一小的可能性是，这数千两黄金是支出自蒋存在财务署的那4200两私人的“特种保管款”，这也许是蒋为什么说是他“自己出钱办的”原因。但此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财务署到1961年还存有黄金6000多两，应含这“特种保管款”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