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胡志明自中国东北乘飞机直抵莫斯科。

就这样，胡志明同毛泽东分手后，隔了12年，到了 1950年初在莫斯科才又相见。老朋友相见，十分高兴，他们相互问候，询问对方的的情况。

虽然延安一别，毛泽东与胡志明各自在自己的祖国奔忙，没有见面。但是，双方都密切地关注着对方的局势，希望对方胜利和平安，心灵息息相通。自此以后，他们见面和接触就很多了。 在莫斯科，斯大林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 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了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弹药援助的要求。

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其实此刻的斯大林自有他的打算。

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谈到了他关于“世界形势”的认识。他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并宣称，援助中国搞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

最后，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打完了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在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在胡志明访苏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他不愉快的小事。出于对斯大林的崇敬，有一天，胡志明拿了一份画报，请斯大林签名，斯大林爽快地签了。可是没多久胡志明发现那本画报却不翼而飞，后来才知道是斯大林又叫人把这份画报偷走了，说是怕胡志明拿了这份画报去当尚方宝剑。

这时，胡志明感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性格是那样的不同。斯大林比毛泽东难接近，而且他很多疑。而毛泽东对待朋友是真诚的，开诚布公的。 回国途中，毛泽东曾向胡志明开玩笑道:“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啊。”

“土顾问我们也要！”胡志明坚定地说。此刻他相信只有毛泽东这个朋友是可靠的，是值得信赖的。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中央军委的有关人员讨论援越问题。

大家的意见是，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越南抗法战争胜利，也会使中国南翼的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证。从根本上说，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所在。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4个月，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尽管中国面临很多困难，中国党和政府仍然作出果断决定。4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指示，从二野、三野和四野各选一个师的全套顾问，从三野选调顾问团团部人员，从四野选调一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组成赴越军事顾问团。碰巧15年后，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组建中国援越抗美部队一、二、三支队也是4月17日。4月23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增调营以上13名干部，参加顾问团，准备担任越南军队高级指挥机关和军队的军事、政治、后勤顾问或助理顾问。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在中南海接见了顾问团师以上顾问及部分团级顾问。给他们提了要求，明确顾问团的任务是帮助越南组织、建设一支革命化的正规军队和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指挥作战，主要是协助组织指挥运动战，较大规模的正规战。当顾问是当参谋，给越南军队的领导当参谋。要多作调查研究，想办法，出主意，不可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一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

7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建立。79名干部、250名随员，在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邓逸凡率领下，于8月12日拂晓到达越军总部所在地广渊。

随后，中国援越物资开始运进越南北部根据地，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训练；中国军事顾问团也做好准备即将入越。

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打通与中国的交通线，取得中国的直接援助，巩固和扩大越北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打好以后的战役，越共中央在决定发起边界战役。越方除了要求中国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和军事顾问团尽快入越外，还要求中国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