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人看来，刘少奇的重要性更多的是在于，他在建国初期为建构中国社会的法理型统治所做的一切努力。”法理型统治根本上是一种法律规则的治理。其特征就在于慎重的公正和社会成员无差别地遵守法律。法理型统治的建构和运作，需要制度主义者的参与和支持，而法理型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培养制度主义者。

本文摘自:《博览群书》2008年第11期 作者:钱锦宇

今年（2008）是刘少奇(1898．11．24～1969．11．12)诞辰110周年。关于刘少奇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史学家们讨论得已经很多了，相关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不同的言说者总是有着不同的视角。当一个法律人在理解某个历史伟人的重要性时，总是会不自觉地将该伟人与法律联系起来，特别是将其置于特定法制(治)进程中予以考察。例如提及拿破仑，法律人或许首先想到的是《拿破仑民法典》对欧洲的征服史，其次才是他的军事征服史。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吧。

同样的，在我看来，刘少奇的重要性更多的是在于，他在建国初期为建构中国社会的法理型(legal—rational)统治所做的一切努力。

法理型统治的概念来自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将合法性和权威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与此相对应的三种统治模式是，传统型统治、个人魅力型统治(即卡里斯玛型统治)，以及法理型统治。法理型统治就是一种科层统治(又译为“官僚”统治)，它与传统型统治一样，最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系和统治的延续。但是在韦伯看来，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实际的统治者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是科层政治。这就意味着，权力、权利和义务的配置出于法律制度的安排，官员不带偏见和情感地履行公务。法理型统治根本上是一种法律规则的治理。其特征就在于慎重的公正和社会成员无差别地遵守法律。法理型统治的建构和运作，需要制度主义者的参与和支持，而法理型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培养制度主义者。

与当时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相比，刘少奇是一个典型的制度主义者。记得曾经读过一本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刘少奇和他的事业》的书。书中概括了刘少奇思想作风的几个特点。其中最能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较强烈的工业化民主化的思想”和“鲜明的实事求是”作风。事实上，早在建国初期，刘少奇就把“民主化与工业化”作为基本口号，并提出要为之奋斗终生。刘少奇这种较为强烈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思想意识，实事求是的作风，以及长期在白区和敌占区领导革命的实践，决定了制度主义必将会(而且事实上也)成为他思想作风的另一大特色，只不过后人鲜有注意和提及这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