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心灵的采访

采访从1980年1月10日开始，每天上午、下午都谈，连续长谈了4天。这是王光美和子女刘平平、刘源和刘亭亭姐弟3人坐在一起，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回忆和讲述那段真实的历史，憋了10多年的心里话，讲得那么坦诚、悲愤、热烈、奔放，就像江水冲开闸门汹涌澎湃。他们忍着深深的悲痛，讲述“文化大革命”如何突然掀起，在北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浑然不知；讲述《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前后少奇同志的不理解和困惑；讲述少奇同志如何据理驳斥林彪、康生和江青一伙的诬陷，用生命捍卫宪法和保护干部；讲述少奇同志和王光美无私无畏地面对残酷批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和折磨……

回忆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王光美一直承受着最大的心痛:听着孩子们哭述她伤心，自己讲起悲惨遭遇也伤心。尽管残酷的批斗和十多年监狱早已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她也强忍不住老泪横流，讲到伤心处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捂着鼻子背过身去，或者到客厅和餐厅一角擦泪，由孩子们讲；一会儿又转过身，忍不住插话讲述起来。有一次潇潇回来，姐姐哥哥拥着小妹，讲起最后生死离别，向赵阿姨“托孤”，潇潇忍不住当着记者的面失声痛哭。当讲到少奇同志生命垂危时被押往开封一个秘密的“特别监狱”，含冤惨死时白发一尺多长，运往火葬场时双脚还在吉普车外面拖着时，这撕心裂肺的悲痛，使王光美再也忍不住，跑到房间里呜咽好一阵，稍为喘过气又出来一起回忆述说。

我和宋文郁听着他们的讲述，残酷的历史真相使我们异常震惊；看着他们悲痛欲绝而又刚毅无比的情形，我们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宋文郁是位老记者，他激动地对我说:“在我25年的记者生涯中，进行过无数次采访，而如此震撼心灵的采访，这还是第一次。”是的，这是我们毕生最难忘的采访。那时我们没有录音机和摄像机这些设备，全靠我们紧紧握住笔，用极大的毅力克制着颤抖，还要不时揩着模糊眼睛的泪水，不停地记录着。我们的采访是“残忍”的，因为这是在王光美和刘氏姐弟心头撕开最悲痛的伤口。但是，为了向祖国和人民报告历史真相，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发生这类惨剧，我们又必须继续采访下去。

平平、源源和亭亭也讲述了他们被撵出中南海之后的悲惨遭遇，讲述他们和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同志的孩子们都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到处东躲西藏，卖血为生；为了躲避搜捕，14岁的亭亭居然敢从5层楼的窗户钻出去，紧贴着墙翻上楼顶逃命；为了寻找爸爸妈妈，源源深夜逃出监督劳动的农村，靠一把炒黄豆，走了三天三夜赶上火车；而平平从流放的农场跑了几百里，赶到火车站，火车刚刚起动，她一把揪住车门拼命呼喊挣扎，被火车甩下来晕倒，装进吉普车往回拉，刚苏醒又拼命往外跳。他们无路可走，只有写信找毛主席，毛主席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妈妈”。母子们这才得以在秦城监狱重逢。接着，孩子们又开始寻找父亲的骨灰，由于“四人帮”和“专案组”的严密封锁和阻挠，那又是非常艰难、充满悲愤和痛苦的历程。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找到最后一年多一直跟在少奇同志身边的原卫士长、警卫和护理人员了解情况；王光美出狱后，首先是要查找少奇同志“专案组”的有关材料，查阅到当时的原始医疗记录档案。从医疗记录里看到，少奇同志病重发高烧时，医护人员被迫一边高呼口号一边骂，一边打针，少奇同志两只胳膊和腿已经被针扎烂，“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少奇同志长时间疼痛难忍，双手乱抓。“专案组”不给止痛，却给他两个硬塑料瓶子捏在手里，瓶子最后已完全变成“葫芦”形了。这些真实而具体的记录，成了康生、谢富治一伙“迫害狂”的罪行铁证。

王光美也讲述了她12年的监狱生活。她说，她最想念的是孩子们，尚未成年就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最担心的是怕他们年轻冲动，干出傻事来。所以，孩子们每次来监狱看望，她总是要叮嘱他们一定要牢牢记住爸爸的嘱咐，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绝对不能做对不起爸爸的事。王光美很欣慰地告诉我们，她生的4个孩子都很争气，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在最困苦的条件下，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学，而且非常刻苦。当国家恢复高考时，他们全凭自己的实力取得优异成绩。平平当上了翻译，后又留学美国，在以后4年里共取得一个学士、两个硕士学位，并获得博士学位，创下该校历史奇迹。亭亭考入人民大学，后又成为新中国第二个考入美国哈佛商学院并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潇潇以当年总分第二考入北京大学，后又保送德国攻读生物学硕士。我们采访时，源源刚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同我聊起毕业分配的事。作为少奇和光美同志唯一的儿子，他不打算出国留学，而是要遵从父亲的遗愿到最艰苦的基层工作，立志做人民的好儿子、多为人民办好事。他不肯去条件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而是选择父亲生前工作过、视察过、最后在那里去世的河南省，在父亲生前视察过的公社担任副主任，要替父母和家人报答河南人民的恩情。

连续4天采访初步告一段落后，宋文郁和我向杂志社编委会详尽汇报。尽管大家都是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但许多事实都是第一次听说，都非常震惊和感动，认为这是非常珍贵、非常难得、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回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控诉，一定要“下决心搞好，下决心在第3期发，下决心给足篇幅！”

送审风波

采访全部完成后，宋文郁和我动手写初稿，连续奋战了一个多星期，共4万来字，排出大样送王光美和刘氏姐弟审阅修改。他们花了很大心血，非常认真仔细，字斟句酌，核对事实，补充修改，最后由源源定名为《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大家都很清楚，这篇文章分量太重，必须送审。问题是怎样送审、找谁拍板，我们想走条捷径、打个“擦边球”。考虑到源源他们上面的“叔叔们”多，能不能由源源他们几个孩子出面，直接找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同志，恳请他尽快审阅，能有文字批件最好，口头默许也行，再送团中央审就好说了。源源他们都赞成这个办法。

我们正准备送审，1980年3月1日下午2时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同志打电话来说:“听说你们又抓了一篇大稿子，是专门写刘少奇在‘文革’中的事，送来我们看看。”总编辑关志豪和宋文郁立即赶去汇报有关情况。启立同志是团中央老领导，干校时和中国青年杂志社人员在一起，大家都很熟。他和蔼而又认真地说:“要发表这样重大的文章我们要过问，立即送文章清样给我和（李）瑞环同志看看。”我们立即照办。当晚8时，电话又通知关、宋到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处谈“刘稿”事，启立、瑞环同志在座。听取了我们情况汇报之后，韩英肯定地说:“书记处同志认为，青年社抓这样的稿子是好的，因为事关重大，一定要按规定送中央主管部门审稿。”并决定，由关、宋陪启立和瑞环同志一起亲自拜访王光美。

当时，毛主席纪念堂刚建好，少奇同志也还没有正式公开昭雪平反，特别担心这篇文章发表后，会引起青年人和群众对毛主席不满，怕出事、顾虑多是可以理解的。当晚9点半到王光美家，由启立和瑞环同志向王光美说明，团中央领导支持发表这篇回忆文章，因为事关重大，应按规定送中央主管部门审稿。王光美表示理解和赞同，同时也讲道:“我本人和孩子们至今都是非常崇敬毛主席的，写这篇文章是非常慎重、非常认真的，实事求是地告诉人民历史真相，不会影响对主席的敬仰，请大家放心。”最后商定由平平和源源出面送审。

我们急切地等待着送审结果。3月6日，源源打电话告知，任重叔叔已看过文章，基本通过。我们怀着满心喜悦赶到刘家，看到任重同志退回的送审清样，还有一封短信，全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