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近真坐在一旁，已经哭得泣不成声。她是山西平定人，1936年在平定师范学校时参加革命，她怀了难难后还接受组织的派遣，去开封执行打进国民党银行的任务。她化装成农妇，路过一个村庄时被敌包围，正好临产，只好躲在老乡的牲口棚里分娩。那情景她后来在日记里描绘过:“瞎灯灭火，冷风习习，举目无亲，一边是驴的叫声，一边是我疼痛欲绝的呻吟声，真是难呀！”不久敌人进村了，她用被子把孩子一裹，放在床上。进来的敌人以为被子里裹着好东西，伸出刺刀就刺。樊近真急得心都跳到口里，又不好喊叫。房东大娘也急得扑腾一下跪下哭喊:“里面是我的孙子呀！”敌人总算走了，两人急忙打开包被，好在刺刀只刺破旧被子，没伤着孩子。军营里的人们都爱叫她“南南”。孩子死了，她呜咽着告诉别人:“其实她的名字是小难，我起的。她爷爷觉得难字不吉利，说是我们是南方人，就叫小南吧。我之所以给她起这难字，是要让孩子记住生她带她之难，记住共产党人度过的那些个艰难岁月……”

她在川西银行当业务科长，又怀了孩子，本不想去西藏。张国华动员她:“一块去吧。把小军(一岁多的儿子)留下，怀着的带上。”她还没下定决心，正值此时，西南财委书记刘岱峰决定去西藏筹建银行，她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全身心地投入了进藏的准备工作，没日没夜地开会，根本顾不上孩子难难。

张国华强忍着，咽下苦涩的泪水。他能说什么，只好把这作为进藏的第一个牺牲，只好用忙无头绪的工作来抵住痛苦的回想。唯一指望的是更多的人能振作起来，工作能顺利一点。

领袖们全力支援进藏

斗争十分复杂。张国华本人也不安全。政策研究室成立后，由王其梅负责。张国华常和他们一道研究，调查。一次，张国华和王其梅从新津到成都，有几个研究室的专家同行。汽车一出新津，就遇到土匪的袭击。紧急关头，张国华一面指挥护送部队反击，一面叫人保护专家、干部。这伙亡命之徒盯着张军长的车穷追不舍。车一停，他们就分散后撤，车一开动，他们又聚拢来打枪。张国华瞻前顾后，走走停停，边走边打。40公里的路途整整走了一天，打了一天。直到接近成都郊区，与来接应的部队会合，方得脱险。张国华摘下帽子，感叹:“这还没进藏就险象环生，今后的困难可想而知！”

1950年2月3日，由王其梅副政委、李觉参谋长率领的进藏先遣部队出发了。张国华把他们送出去很远，再次提醒部队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特别要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寺庙，不住寺庙，不住藏民家中的经堂，即使风雨交加，冰雹乱舞，也不要进寺庙干扰喇嘛诵经，最多到寺庙的房檐下暂避一下……”

两位领导不多言语，心里有数。后来，进到甘孜的北路先遣队，由于交通困难，粮食补给不上，就靠挖野菜，捉地鼠充饥，长达一个多月，半饥半饱地修路，学藏文，为群众做好事……

当张国华把上述情况汇报给邓小平时说:“连康区藏族头人夏格刀登都说，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你们的政策太宽了。”

邓小平坚持:“就是要宽一点，这个宽是真的，不是假的，是要认真实行的，是为了团结少数民族。有些地方听到我们的政策，他们也相信。有些地方如黑水、芦花、川西的松潘地区，现在还半信半疑。这有历史上的原因。国民党过去在民族问题上给我们上了许多烂药……”想了想又说，“我们抛弃了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产生了。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这个。”

刘伯承扶了扶眼镜，讲了一句最普通的真理:“积几千年之经验，人不吃饭是会饿死的。要有饿肚皮的思想准备呀。”

贺龙提出:进藏部队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并亲自跑到部队去了解情况。一次就决定抽调9000名精壮士兵、100门九二步兵炮、1000匹骡马充实十八军。

进藏也牵动着中南海。

毛泽东听完邓小平的汇报，久久不语。他为这次异常艰巨的进军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而焦虑不安，他甚至建议:甘孜和昌都地区是否有力量能随着部队的进军速度修好公路通车？昌都能否修建一个机场？那里是否能用空投增援进藏？在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还面临着巨大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决定:批准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进藏部队。周恩来总理批准将刚从苏联购进的吉斯-150运输车拨出200辆专供修甘孜机场用。

5月13日，毛泽东看了转来的张国华关于西藏的汇报材料后，发现北京当时开播的藏语节目不利于对上层宗教人士进行统战工作，当即将报告批转统战部长李维汉，请他“负责审查藏文广播，并规定该广播内容及宣传方针”。

稍后，张国华、谭冠三率领十八军主力部队开拔，踏上了进军西藏艰险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