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中央决定派耿飚担任驻缅甸大使。 耿飚感到任务重大，义不容辞。当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找他谈话时，他表示:“党派我去，我就去。”

在赴缅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同耿飚谈了话。

毛泽东指示耿飚注意把国家之间关系同党的关系区别开，指出从国家关系来看，我们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尤其是邻国，应该和平相处，应该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从党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同情和支持别国的共产党。说的更清楚些，那就是:既不能因为要搞好国家关系，就不许我们支持别国的共产党；也不能因为要支持别国的共产党，就去干涉人家的内政。毛泽东说:“对于这个问题，你在工作中要注意，必要时也可以向所在国的领导人讲清楚。”

刘少奇要求耿飚对缅甸政府和缅共之间的和平谈判起促进作用，并加强同缅甸政府领导人的联系。他还将一封致奈温的亲笔签名信交给耿飚带去，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邀请奈温夫妇在方便时再次访华；二是介绍耿飚的经历，指出耿飚过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请奈温对耿飚的工作给予大力协助。

周恩来告诉耿飚，派他担任驻缅甸大使是毛泽东的指示，他说:“这次阵前换帅，你的担子不轻呀!”周恩来要求耿飚继续贯彻中国睦邻政策，积极支持缅甸的和平中立政策，努力发展中缅的友好关系，支持其国内和解与和平建设。

当时中国驻外大使都是长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临行前一般都会个别或集体受到一两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但像耿飚这次赴缅前受到那么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接见，是十分少有的，充分表明他肩负使命的重要。

尽力促和

1963年9月9日，耿飚飞抵仰光履任。

9月20日，耿飚向奈温呈递国书，并转交刘少奇的信件。奈温表示:刘少奇信中提到的两点，一定都会做到，他自己也是一名军人，军人之间容易沟通，以后有事，可以随时找他。

在这之后，奈温同耿飚进行过几次重要的谈话。在一次谈话中，奈温谈了一些内心话。他谈到缅甸现在的机构是旧的，不可靠；干部太少，要培训；也谈了解决缅甸土地问题的步骤和工厂还在资本家手里的危险。耿飚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给奈温介绍了中国进行土地改革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经验以及反对贪污和改造旧国家机器的做法。这次谈话气氛友好。

缅甸和谈先遣代表团于9月2日开始同革命委员会代表团进行谈判。谈判在初期是比较顺利的。通过和谈活动，缅共的影响和实力有所扩大，缅共国内和国外的同志也取得了联系，形势很好。

然而，缅共威信的提高和实力的发展引起了革命委员会的担忧，革命委员会内部又一直存在反对和谈的强硬派，加之缅军和缅共在过去长期内战中积怨较深，在1963年11月初，革命委员会的态度转趋强硬，提出一些苛刻条件。

在这一关键时刻，奈温再次会见耿飚。他说:“能否请你对德钦巴登顶施加影响，使缅共接受政府方面提出的和解条件？”

耿飚答道:“我可以请他到使馆来交谈，以促进你们的和平谈判，因为我国政府希望贵国能够早日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团结起来进行和平建设。至于你们如何谈判以及谈判的内容和条件等等，这些都是你们双方之间的事，我们不便干预。我们也不能要求缅共按照我们的意见来进行谈判，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和缅甸共产党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总之，我们支持你们进行和谈以求实现国内和解，但是我们不能干涉贵国的内政，也不能干涉缅共的内部事务。”

耿飚的答复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是非常中肯的。奈温一边听，一边点头，表示理解中国的立场，并感谢中国政府对缅甸国内和谈的支持。

由于缅共中央拒绝接受革命委员会提出的条件，双方的谈判于1963年11月中旬破裂。

中国在推动缅甸国内和谈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分少有的富有创新意义的外交行动。尽管和谈没有成功，但在缅甸历史上仍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耿飚为贯彻中央有关政策所开展的工作是十分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