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指出:“这就是国民党里‘党权高于国权’在历史上的来源。同时就是如今‘党治’的根据。”源头既明，批判即始。紧接着是对“党国”和“党天下”的批判，其所指毫不含糊:“‘党在国上’‘党权高于国权’，这当然是独裁制度”，而“目前的举国大乱，境无静土，又可以算为南京独裁政治之果”。既然国民党训政是以独裁的方式推行，那么，罗隆基的态度很明确:“我们根本否认训政的必要”，因为“独裁制度，因它一切内在的罪恶，本身就不足为训”。1931年6月，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终于“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台，旋即，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也在《新月》三卷八号上刊出。“这次约法，只有‘主权在民’的虚文，没有人民行使主权的实质”。针对国民党一边承认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权，一边又声称有对其“停止或限制之”的权力，罗隆基当即揭穿:“左手与之，右手取之，这是戏法，这是国民党脚快手灵的幻术。”

因应于胡适强调训政必须约法，罗隆基则干脆消解训政本身。当孙中山和国民党认为训政就是训民时，罗隆基一连用两个比喻以驳斥。第一是把国家比喻为一个股份公司，国民则为其股东，他说:“我们不相信一个公司，要先让经理专政几年，加股东一番‘训政’，而后股东才可以参与公司的事务。”第二个比喻来自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有政府是辆汽车，执政是汽车夫，人民是坐汽车的主人一个比喻。果然如此，车夫是要严格训练，坐汽车的主人，是用不着训练的”。在罗看来，政治和人世间其他事一样，是“学到老，学不了”的，“人对于政治的知识，是天天求经验，天天求进步……一定要国民到了某种理想的境地，始可以加入政治活动，那么，英美人现在亦应仍在训政时期。从错误中寻经验，从经验里得进步，这就是英美人做政治的方法，这也是我们反对训政的理由”（《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罗的态度很明确，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宪政前搞什么训政根本就不需要。

以胡、罗为代表的人权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挑战终于惹怒了国民党。它开始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他们了。1929年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开会，议决呈请中央严惩“反革命”胡适，并撤消其中国公学校长职务。于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教育部向胡适加以警诫，十月份，国民党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签署了一个教育部的训令给中国公学，指:“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同月21日，针对胡适事，国民党下文要求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必须研究党义，规定“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集合之研究”，从而开20世纪中国政治学习之先河。1929年底，胡适将自己和罗隆基梁实秋等三人在《新月》上发表的有关人权讨论的文章编为一册出版，名为《人权论集》。次年春，上海市党部发出训令，宣布查禁此书。年底，胡汉民亲自作文，既不指名责骂胡适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又声称“不与其共中国”，对胡适大有视若寇仇、不共戴天之势。

和胡适相比，罗隆基的命运更上一层楼。因“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罗终于被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按罪拘人”了。罗事后写的、发在《新月》三卷三期上的《我被捕的经过和反感》对此有详细记述。其中这一节文字给我很深印象，那是在被押到上海前的吴淞区公安局时，罗这样写道:“‘你们可以让我打个电话，告诉家里吗？’我向他们请求。‘不可以’。那位穿西装的督察员很肯定的回答我。‘那末，请你们代我打个电话，可不可以呢？’我再请求。‘不可以’。他说……‘我可以到厕所里去吗？’我问一个警察。‘不可以’他回答。他指营房间角上的一个破痰盂向我说:‘你就在那里面对付对付吧！’这时候我才起首感觉‘拘押’的滋味，想到自由的宝贵。‘到了上海就没有这样方便！’想到方才听见的这句话，回头看看我刚才使用的痰盂，又不寒而栗。”罗隆基一生都是个斗士的形象，但即使是斗士，也会有正常人的恐惧心理，此时他会倍感自由的可贵。同时，这也促他以后加倍为自由奋斗。罗出来后，果然没有学乖，还是那么不依不饶，在该文中，他先述被捕经过，后表对被捕的反感:“‘人权’，在党治底下，是反动的思想。鼓吹人权，是我触犯党怒的主因。”“有了‘党高于国’的党权，用不着人权；有了‘人高于法’的党治，用不着‘法治’”。因此，以法治痛批“党高一切”，依然是罗文的用力，且锐气丝毫不减。罗的态度很坦然:“十一月四日的拘捕，在我个人，的确不算什么。我认为这是谈人权争自由的人，应出的代价”，因为“人权自由，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这是历史上绝无的事实”。最后，罗隆基用老子的话正告国民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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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人数不多但声势不小的人权运动或者说人权抗争终于在国民党的打压下被迫划上了没有封口的句号，民国十八年的故事就这样定格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在收笔之前，我想，我还应该花上点笔墨表示一下我对《新月》的歉意。由于受鲁迅影响，还未接触这刊物时，我已经感冒先行了，认为它过于徐志摩似的风花雪月，甚至有点帮闲。现在看来我是错了，我不该用他人之眼去看对象。其实，《新月》非但不帮闲，其表现甚至恰恰相反。以上我所引用的批判国民党的文字，全部来自它。从《新月》的发展过程来看，开始是文学文化性质的，但愈往后愈发政论化，它不仅成为当时人权运动的一个基本依托，同时更像一柄利剑，直指国民党的要害。要不，国民党为什么屡次对它封杀和查禁。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新月》最后自己停刊了，它没有像其同仁所希望的那样，从“新月”走向“满月”，而是变成了“流星”，只是在20世纪黑暗中国的长空中一划而过。但，一划就是存在，短暂即为永恒。至少，在历史没有终结的今天，有谁能轻率否定它的价值？

【摘自: 《老照片》第24辑 作者：邵建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邵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