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父亲飞抵沈阳。次日，5月18日，父亲偕杜聿明赴前线督战。5月19日，国军进入四平街，为时一月的第一次 “四平街会战”遂告一段落。四平既克，父亲乃下令继续进军长春。

5月30日，蒋中正偕父亲飞抵长春，这时东北前方战事已至紧要关头，新一军沿中长铁路猛追，越过松花江，向哈尔滨逼近。在此历史关键时刻，父亲向蒋中正提出肃清东北共军的全盘计划，并自告奋勇愿意留在东北，继续督战，负责将肃清东北共军计划付诸实施。

可是蒋中正不同意父亲留下，说道:“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父亲无奈，只得于31日离开长春。同日，蒋中正亦离开长春飞抵北平。6月3日，蒋返南京。4日，蒋中正接见马歇尔特使，表示愿接受马歇尔建议，东北停战。6日，蒋中正颁发第二次停战令。

此时国军孙立人率领新一军已追抵双城，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事实上四平兵败，中共中央大为震动，毛泽东于6月3日已电林彪，准备弃守哈尔滨。第二次停战令下，新一军追击部队乃停止前进，调回至陶赖昭及德惠县一带，乃取守势，以待和谈解决。

[一项改变历史的军事命令]

其实蒋中正在飞返南京的前一天，6月2日，在北平就下令停战。虽然停战令6月6日才正式宣布，但6月2日显然已经通知东北行营。蒋氏在这里短短两三天内独排众议，不采纳东北杜聿明诸将以及我父亲的建议进攻哈尔滨，而做出此一重大决定。尤可异者，蒋氏不待返南京后，与他最亲信的参谋总长陈诚等人开会商议，远在北平便独断决定下令停战。到底是何种原因促使蒋中正仓促间做出如此影响大局的停战决定?多年来，国民党官方的说法，以及蒋中正本人记载的言论显示，1946年6月6日蒋中正宣布这道第二次停战令，是由于马歇尔特使的压力。为了安抚马歇尔而下令停战，这是原因之一。

那么，蒋中正果真是完全屈服于马歇尔压力而颁发第二次停战令的吗?恐怕也并不尽然。

蒋中正在 《苏俄在中国》中，特别辟一章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其中有一节是:“我们自信太过……”蒋氏承认由于“自信太过”，“未能对共党问题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的解决”。在检讨“东北变乱与第二次停战令”时，蒋氏自己说明他下第二次停战令的理由:“综核前方报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决无再起可能。”

蒋中正当时对东北局势显然作了错误的判断，他没有考虑到骤然下令停战，对国军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如他检讨中自云，由于“自信太过”。第二次停战令下达的时机，完全违反军事原则。《曹刿论战》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两军对垒，往往是一场比较士气高下、意志力强弱的决战。正当国军一鼓作气往北挺进，眼看胜利在望，而突遭勒令撤回，对当时将士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再衰三竭，以至一蹶不振，就是从这道第二次停战令开始。

[结论]

东北战争的胜负，对整体内战的影响是有决定性的。历来检讨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文献，国共双方多有论述。在国民党方面，尤其是东北人士，大都认为东北行营的领导人一开始便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战后东北军事、政治、外交各种情况复杂，领导东北行营的人选，或在军事上应是一位能够运筹帷幄、精通韬略而又声威服众的上将人才，或在政治上能够号召东北人民、唤起群众、组织群众的领袖人物，或在外交上通晓国际事务，尤其能对付俄共，能知进退的外交家这样的人选，本来难寻，而蒋中正却偏偏选中了政学系要角的熊式辉。熊氏本身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被讥为“不文不武”，连在江西受过他照顾的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也批评熊 “头脑顽固”，“认为他是一个老官僚”。随着东北情况恶化，熊式辉穷于应付，受到东北人士猛烈攻击因而求去。陈诚继任，意气至豪，声言不许共军有第六次攻势。陈雷厉风行、极思有所作为，然“求功心急，措置操切，反失军心民心”。在陈诚任内，1947年共军发动秋、冬攻势，国军一连大败，损失十万人，陈诚下台。

东北籍“立法委员”齐世英有这样的结论:“中央在东北最大的致命伤莫过于不能收容伪满军队，迫使他们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们的人自己不用给人用，说来实在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