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越来越紧。9月23日，毛主席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11月，基辛格写道:

他（毛）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虽然在此之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还从未见过这位先生时，毛泽东说:“他是尊孔派，但现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基辛格《动乱年代》）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上万人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两次把郭沫若叫起来，宣读毛主席的两首批郭诗篇。一位与会者记述了当时的场景:郭老那天也去了，带着病，低着头坐在那里。江青会上发言问:“郭老来了没有？”郭老站起来说:“到。”（《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

已届82岁高龄的郭沫若，以带病之躯，在大庭广众之下站起来蒙羞，此情此景，令人齿冷心寒。尤其让郭沫若揪心的是，运动下一步如何发展尚难逆料，所以会后他体温骤然上升，突发肺炎，住进了医院。

听说郭沫若病了，毛主席派人前往医院探视，顺便向病家索要《读〈随园诗话〉札记》。郭沫若的书。主席那里大字本小字本应有尽有，他送江青看的《十批判书》，就是专门排印的大字本。要看书，何至于向郭老要？这其实是给郭老送去了一副良药。果然，郭沫若的病躯很快转危为安了。想不到拯救郭老于危难者，依然是秦始皇。

几句题外话

评价秦始皇本来是个学术问题，说好说坏，尽可百家争鸣。但一些学者时而说坏，时而说好，甚至心里说坏，口头说好，就不是学术问题了。究其原委，乃是十几年灌输形成的思维定式——“为政治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历史为政治服务……甚至科学也要为政治服务。大跃进时，一位大科学家提供亩产万斤的科学依据，已经成了对此思维定式的绝妙讽刺。

更其荒唐的是，“为政治服务”又进一步演变成“为政治家服务”。政治家也是人，他能穷尽一切科学真理吗？各学科都唯政治家的马首是瞻，学术的创造性也就被一笔勾销了。

学术如此，文艺更是如此。郭沫若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孩子说:“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郭老晚年二三事》）当初没有写，后来就不能写了。在知识分子被政治家视为资产阶级的时候，怎么能写被李自成杀死的李岩？想写的不能写，为了“为政治服务”，郭沫若却写了被曹操拯救的知识分子蔡文姬。服务是服务了，可无产阶级政治家们却不领情。罗点点写了这样一件事:

（《蔡文姬》散戏之后）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人都笑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红色家族档案》）

一个天才的戏剧家，沦落成连小孩子都讥笑的弄臣，实在是时代的悲剧。如果郭沫若写的是李岩和红娘子，我想将军们是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的。悲哀的是，郭沫若至死都还念念不忘地想写李岩。

其实，对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郭沫若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李白与杜甫》中写道:“李白的值得讥评处是在他一面在讥刺别人趋炎附势，而却忘记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李白“其实不过是御用文人的帮闲献技而已。”

这哪里是在写李白？这分明是在写他自己！

○摘自《读书文摘》

2009年第5期 孙言诚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