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后一次打牌大约是1994年国庆节，那天比平常散得要早一点儿，他要去看烟花。从那以后就没有再通知我们去打牌了。

那次打牌，他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尽管他手有点儿抖，拿牌拿得比较慢。邓楠在后头帮着他捋牌，打什么牌主要还是他做主，他说一声叫一个草花，要好了邓楠就给他重复一声。他对每一副牌打得还是很认真，很有兴趣的样子。

听他的家人说，到后来身体很不行的时候，他还老想着打桥牌。

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

在我接触的领导同志里面，小平同志的桥牌水平是最高的，而且牌风好，非常守时。

现在世界上桥牌的叫法很多，比较流行的有两种，一种叫精确叫牌法，一种叫自然叫牌法。具体怎么打，都有一定的规矩。我们和小平同志开始打牌的时候，叫法还不是那么系统、规范，我们的一套打法是自己设计的，基本上精确，但是比较简单，其中好多复杂的问叫，有时候就根据经验判断。也有一批人打得特别的细，叫牌很精确，但有时候我们发现太精确了也有缺点，因为你不管怎么精确计算也不可能完全准确，有时候反倒还不如我们凭经验打牌。总的来说，我们是凭经验打娱乐桥牌。

小平同志打牌守得紧、攻得狠、打得稳，无论领先还是落后，都很有风度。打牌中，他总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节约时间，而在成局、满贯或难度较大的牌上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

他还喜欢险中求胜，对手有时冒叫，他抓住这个特点，动不动就加番——通常是叫加倍，可小平同志总是用四川话叫加番，大家也就跟着这么叫。自始至终，他精力都很充沛，打得很用心，很讲技巧。再加上他跟我们在一起打的时间比较长，打熟练了。说实在的，在我接触到的领导同志里面，他打牌的水平是最高的，万里、吴晗等都不如他。

小平同志把打牌和工作分得很清楚，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我们在一块谈牌技，这个牌应该怎么叫，怎么打更合适，这些可以随便谈。有时小平同志也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但别的，都不谈。在这方面，我们都很守纪律，个人问题绝不对小平同志谈，也不趁机反映什么事情。

只有一次，大概是1970年代末，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在饭桌上说北京市委冤案应该给予平反。小平同志没有吭声。那个时候“两个凡是”盛行，我们还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够和小平同志做几十年牌友，得到他的信任，我们的谨慎、守纪律，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不管输赢，他绝不会发脾气，不埋怨人”

小平同志的牌风非常好。打桥牌是一种竞技，任何一位坐在牌桌前的人都希望赢。小平同志当然不例外，对胜负是很在乎的。但是每个人在打牌中很难不犯错误。即使是国际大师，他一生打桥牌失误也少不了。美国著名牌手哈曼在自传《在桌上》一书中就写道，尽管自己获得过11次世界冠军，但在比赛中还是多次失手。打桥牌从来都是失误少的赢了失误多的。桥牌的魅力也就在这里。我们和小平同志打桥牌的时候，特别是在胶着状态的时候，小平同志往往说再打几盘，分出胜负来。这时候难免有失误，对胜负影响很大。但只要打完了，不管输赢，他绝不会发脾气，不埋怨人，这点非常好，是让你绝对放心的。

小平同志非常守时，即使打牌这种小事，也是如此。有一次通知我们3点半去打牌，我们刚到就接到小平同志的电话，说他今天有事情可能要晚到一会儿。其实那一次他只晚到了15分钟。我们都挺感动的。当然我们也都不敢迟到，到那儿非常准时。

桥牌是很讲规矩的，正式比赛还有专职裁判。有的人说我们和小平同志打牌，一定得让着他，这是没有的事，那样就太没意思了。过去北京市医药公司有一对搭档，打得挺精，后来大家发现他们叫得太准确了，挺奇怪的，就注意观察，发现有猫腻，于是罚他们三年不准参加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