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巴金写信，说他感觉各方面都不行了。让我眼睛一亮的是这句话——“如果我死了把痛苦留给你”。他们都写真话，后死的实际比先死的痛苦。古人说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我不认为是错的。我就觉得人要是不感受痛苦，大概写不出好东西。我写了一本关于我老师的书，题目叫《苦闷的灵魂》。我老师自己说的，他从小就苦闷。当然后来领导把书名改了，他说这么大戏剧家还苦闷？后来出版商耍个滑头，叫《在曹禺身边》。《苦闷的灵魂》起码还有悬念，谁苦闷？怎么苦闷？苦闷到什么程度？读者必然要看这书。但是为了出书就答应了这个书名。后来出版商出了一招，咱们出一个书带，书带上写着《苦闷的灵魂》，所以读者第一眼看见的还是《苦闷的灵魂》。台湾一位女作家，我觉得她写得很好:劝大家常想一二，我觉得这个用词很好。因为不如意事有八九，另外的一二，既不能不想，也不能天天想，她用常想。

我去年写了一篇文章，叫《最后的最后》就写曹禺，副标题是《与在天堂的曹禺老师对话》。对话的内容是什么？我给他算了一笔账，他从23岁开始到33岁，十年写了七部戏，《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等。我估算了一下，其中四部到五部的戏是可以传世的。他39岁时新中国成立，后边四十七年写了两部半戏，一部《明朗的天》，写的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一部是《胆剑篇》。还有一个《王昭君》。为什么说两部半？因为《胆剑篇》不是他一个人写的，还有两位作家参加写作，是这么两部半。前面的七部作品才用十年的时间，后面四十七年写了两部半。然后我给他写了几句话，因为我太熟悉他了，估计这几句话还是有依据的。我说，您能接受我这笔账吗？就是您一生的创作账？他说，你算得很真实。我觉得他会这么说。因为从创作情况来看，他后半生远远不如前半生。老舍是另一种典型，解放以后写的东西很多，但真正留下来的很少，《茶馆》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如果改了就全乱了

当时，曹禺的思想状态是什么呢？他不是要写新剧本，而是要改《雷雨》！他要怎么改呢？这个《雷雨》在当时已经成为经典了，但是他认为得改。他说，我要放在工农兵的放大镜下看看《雷雨》，这跟工农兵根本就不搭界。他就想拿《雷雨》开刀，他的原词是进行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首先把鲁妈改成敢于反抗压迫，具有斗争精神的妇女。其次，把全集的结尾改成:周萍作为资产阶级大少爷，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不必自杀，这是什么逻辑？还有一个，四凤是受压迫的年轻女子，很值得同情，更是不必寻短见。当时这个理念就是这样的，曹禺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写这个《雷雨》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角度。《雷雨》这部戏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在演。七十多年了，据我所知，中国的话剧到这份儿上的没有。中国人不知道《雷雨》的大概很少，而且有的能背下《雷雨》的台词，周恩来就是一个例子，他看了人艺演的有七八遍，很熟知。周恩来说，我是支持《雷雨》这部戏的人。认为根本不应该改，说这个戏反映那个时候作家的思想感情，一改就全乱了。要不是他说话，这个《雷雨》就改了。周恩来对戏熟悉到什么程度？里头有一句著名台词，就是大少爷打了鲁大海，中间是鲁妈劝解，鲁妈有两句词，一个是“你萍……凭什么打人？”到这儿改词了，实际她要说“你是萍儿”。周萍问她一句“你是什么人？”鲁妈应该说“我是你的妈”，结果改成文理不通的词，说“我是你……要打的那个人的妈”。但是这句话，我认为简单地遵从文理通顺是不行的。在当时思想感情上这句话是最恰当不过，是不能改的。演的时候，演员有口误，周恩来看完戏后说，好的台词是不能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