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九次全会，通过斯大林、向忠发等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其中正确指出：中国革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认为它生长了社会主义革命或是“不断革命”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工农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必须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的暴动。但《议决案》对中间阶级缺乏正确估计，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正确估计，甚至提出反对“对游击战争的溺爱”的错误观点。这个基本正确的《议决案》，延迟至4月下旬中共中央才收到。4月28日，临时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这个《议决案》。总之，临时中央始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工作。

第二个“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密切。它的成立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其成员也经共产国际批准。此后，遇有大事，如方针政策、机构调整、重要干部任免等，都要请示共产国际；国际对临时中央的指示、批评，它都要无条件服从。实事求是地看，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不可一概而论。

1931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就反帝斗争问题发给中共中央指示：“中心口号：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号召“创立群众的反帝组织，创立你们自己的武装自卫团”，“加紧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这一“指示”，在第二年1月1日和1月5日中央发布的《对时局的主张》和《宣言》中充分体现出来。

1932年2月11日，共产国际致电临时中央，要求：组织以工人为骨干的义勇军；打入白军夺取军队，逮捕军官和卖国贼；推翻南京政府，宣布自己是中国政权的领导者。对于这些基本上是“左”倾的指示。临时中央2月13日、15日两次开会、发文贯彻。3月上旬，共产国际和王明指示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南昌），争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及调和主义、自由主义作无情斗争。还说全国职工总会是机会主义领导，要求撤销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临时中央于3月14日，全部执行。8月27日，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认为：在中国已经出现革命的形势，中共应在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和建立农民委员会。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有时驻上海的共产国际，竟以已迁往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局”发电作指示。1933年9月12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来电要求在前线的周恩来，延长东方军在福建的作战时间。9月底，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抵达瑞金，被博古委以直接指挥红军的大权，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11月18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十九路军及福建政府，是革命前进道路上的可怕障碍，要同他们进行斗争，表现出严重的关门主义和排斥友军的“左”倾方向。后来，毛泽东说当时没有同福建事变中蔡廷锴的部队联合是个重大错误。

如何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呢？1944年—1945年中央起草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周恩来说：过去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成偶像、教条，不顾实际去执行，这不能说是忠实于国际。毛泽东指出：我们也不能把责任推给国际，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天的。这些观点，应该成为我们评判两个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