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晓晴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1935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黑大个”)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后来我才意识到，江青知道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时，为什么不高兴，神态很不自然。对江青的品性我是比较了解的。她心胸狭隘，生性多疑。她不会不想到，因为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也因此怀疑我也了解她过去那段见不得人的历史。

当她问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特务赵耀珊时，我警觉起来，不再说什么。我知道，赵是当年审讯江青的特务。江青怕他还活着。我只说，赵耀珊在南京镇压反革命时被枪毙了。她一直阴沉的脸，这时才有了一点笑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主席认为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虚心，得罪什么人了，是对你不满，有意见引起的。当时正好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江青一定要将这匿名信事件和那时政治斗争形势挂起钩来。她认为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间不满、发私愤，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后来主席没有再说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