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鼓吹仇满的民族主义者

邹容，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卓越的宣传家。他写的《革命军》，由于通俗易懂而家喻户晓，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宣传起了重要作用，章太炎称之为“雷霆之声”和“义师先声”，在当时被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得出结论：满族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同时，他又号召汉族人民团结起来，反抗满族的封建专制统治。他看到“汉种！汉种！不过为满洲人恭顺忠义之臣民。汉种！汉种！又由满洲人介绍为欧美各国之奴隶。”他提出要“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除满人”，当时这种“排满”的思想是非常曾遍的。“盖异族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 【详细】

邹容的“排满”思想激进，在其《革命军》得到了体现。邹容认为满族是低于人类存在的一个种族，并且用这样的词语描述它“有毛有角”、“游牧羊臭的夷狄”、“贼”，并认为它“其地污浊，其心兽心”、“其风俗为毛皮之风俗”。而认为汉人是“神圣的”、“文明的”、“聪明的”且“其地为神州”。【详细】

邹容有关“人种”的论述

《革命军》的另一个学说则是邹容有关人种的论述，他在《革命军》第四章道：“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亦人种之发生历史之一大原因也。”
    他将黄种人分为中国人种和西伯利亚人种，中国人种由汉族、西藏族和交趾支那族构成，而西伯利亚人种则分为蒙古族，通古斯族（满族）以及土耳其族“他认为西伯利亚人种是劣等的黄种人，而汉种人的使命则是要从劣等的通古斯族手中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中国”。【详细】

邹容“排满”学说的思想基础

邹容认为“同胞”必须认为中国是“汉种中国人之中国”，而“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而对待异种的满清政府和满族人，则要“推倒满洲人”的“野蛮政府”并“驱逐居住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
    此外，在“排满”人种理论的基础之上，他还极力推动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如果不把国民=市民享有主权的国家建立于中国，“汉种”就有退化直至灭亡的危险，这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基础上的危机意识，同时也是邹容革命思想的根基。 【详细】

宣扬满汉矛盾鼓吹革命排满：革命派中普遍存在的思潮

邹容民族主义思想中的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在其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譬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是突出的一个。章太炎认为，“中国古代的人物事迹，亦为中国民族思想的来源。”因此，他同样在中国历史中找寻民族思想的激素。“他（章太炎———笔者注）自己的民族思想是由研习春秋和明末清初的历史而来，他亦藉著对中国历史的考证和叙述来激励国人的民族思想。炳麟早年写了不少辨别种族大义的文字，如《原人》篇，说明中国民族皆出于轩辕，华夏不可以臣服胡虏，寓有浓厚的排满意味。……又考中国民族与国家的起源，以为华系国名，夏系族名，华夏为一个种族建立的一个国家，夷狄入據中国，是破坏中国政治自立，不能允许其存在。” 【详细】

反清革命先驱章太炎坦承：为挑拨满汉感情捏造清朝圣旨

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是这样，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鼓动起最广泛人们的反清革命政治热情，调动起一切可以调动的反对旧政权的资源与力量，他们可以不甚注意某些宣传的细节与准确性，甚至可以人为制造出某些令人激愤的事件来。章士钊先生回忆说，当时《苏报》之所以要捏造一份有关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就是为了使众多国人“心为之动，足为之跃，血为之沸，气为之涨”，“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者，皆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详细】

谣言无处不有，大小不一，作用不等，但在末世、乱世谣言会特别多，作用特别大。从谣言这个小小的切口，我们可以洞见一个时代、社会的世态人心，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
    以谣言观晚清，大致如此，那是一个谣言纷飞的时代，也正是末世、乱世之将至，随便就能数出几起因谣言而引发的大事。 【详细】

采生配药：1870年夏，一条“采生配药”的传言在天津广为流传，说是外国传教士跑到中国来是以传教为名，以建育婴堂做慈善为幌子，实是绑架杀死中国孩童作为药材之用。【详细】

挖眼炼银：1891年，一则谣言传遍长江流域——西方传教士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炼取白银。扬州、芜湖、无锡、九江、宜昌等多个地方的民众纷纷对当地国外教堂打砸抢烧，传教士因此毙命，教堂财物因此遭哄抢。【详细】

特别拿辛亥革命前夕，疯传于武汉的“捕杀剪辫者”的谣言，直接扣动了辛亥革命那支枪的扳机，摧垮了200多年的大清政权。【详细】

“满人”概念为人造：多民族组合体“旗人”而非“满人”拥有政权

八旗系统本来就是一种多成分、多族群的组织。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统一并组织成八旗，后来皇太极将其更名为满洲。老满人是八旗制度中数量最多和最有特权的人，但他们不是八旗组织中的唯一族群。八旗中的满人还包括新满人，那些蒙古化了的通古斯人（如锡伯人）或者是通古斯化了的蒙古人（如达斡尔人），但其他还有一些朝鲜人、藏族人，甚至是俄国人。此外，在满洲旗人之外，八旗体系中还有其他两个重要的族群成分：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到19世纪末，旗人开始被称为满人。这些“满人”不同于皇太极时期的满洲，甚至也不是作为八旗体系之一部分的满洲八旗，而被看做所有八旗体系的成员，区别于汉人而被称为“满人”。总之，原本是一个多族群的军事组织（八旗），同时也是一种世袭的特权阶层（旗人），逐渐被视作（至少在其他非旗人看来）一个族群（满人）。非旗人的“民”，相应的被称为“汉人”。【详细】

清末满汉关系的实际：现实中两族群间几乎互不影响

作为各方面的族群隔离所带来的累积效应，满人与汉人一般居住在隔离的地区并且彼此分隔。实际上，由于旗人与当地居民严格隔绝，以致旗人驻防地经常变成“语言孤岛”。例如在锦州，两个半世纪后，旗人仍然说着中国北方的标准方言（官话、普通话），也就是他们祖先被派遣到这里时所说的话，而不是说当地居民的方言。根据一份1959年的田野调查，在广州，“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所有满人都说普通话。尽管他们听得懂也会说广东话，但是他们通常不说”。同样，根据20世纪20年代初记者亨瑞·福兰克（HarryA．Franck）的记载，西安的满人“由于其北京方言而很容易被辨认出来”。这种语言差别的持久性也为两个族群几乎互不影响提供了佐证。 【详细】

满人和汉人被区分为小同的类别，满人被登记为“旗人”，而其他的人（基本都是汉人）被登记为“民”。这种区分是世袭的，基本上也是永久的。由于不同的身份划分，旗人的管理也不同于汉人。汉人作为“民”，处于从县级官员到省级大吏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的管辖之中，旗人则有单独的一套管理体制，他们受到从各地八旗“佐领”到北京各旗“都统”的管辖。总体而言，地方行政官员无权管理旗人，旗人官员也无权管理汉民。这种满汉隔离的分类和管理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 【详细】

满人实质构成了一个世袭的军事阶层，非旗籍的民人则被排除在外。旗人作为八旗体制的一员，其主要责任就是在需要时作为八旗士兵出征，虽然1865年的谕旨明确允许旗人自谋生计，但是它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到19世纪末，满人依然处于古老而严格的职业限制中，这也使得他们和汉人隔离开来。【详细】

有一半的旗人作为世袭的驻京八旗居住于北京，其余大部分旗人则作为91个驻防八旗不均衡地分布在全国各地。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各省，所有的旗人都被限制在相应的驻防地区。尤其是，没有驻防区首领的批准，旗人离开驻防地不能超越一定的距离。在北京，这个距离被限制在40里（大约13英里）以内；在各省，则被限制在20里（尽管在东北这个距离是100里，约33英里）以内。这种限制同样适用于旗人居住地与驻防城市之间的距离。原则上，满城是旗人专有的居住区域。在北京，汉人可以在白天进入满城，但是不能在其中居住。清朝保持东北满人专属保留地的努力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在19世纪末，柳条边以外的东北北部仍主要居住旗人。【详细】

满人不能与汉人通婚。例如，居住在奉天东部的驻防城市岫岩的满人，在婚姻方面要遵守四“大忌”：小能与同姓人结婚，不能与同族人结婚，不得与未成年人结婚，不能与汉人结婚。根据当地人的说法，禁止满汉通婚，这是“绝不可违反的王朝禁令”。其实这项禁令并没有写入大清律例中，但清朝历代统治者，包括雍正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宣布其为国策。【详细】

晚清社会的主要矛盾：新政时期旧社会面临新世界的冲击的“新”、“旧”冲突

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历时十一年的清末新政是力度、规模、影响相当大的改革，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此期间，城市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分化、社会动员、各阶层政治参与水平、社会流动性、思想多元化……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在内外交困的大环境下，改革力度的加大又引发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变革引起的权力再分配，地方督抚的离心倾向，官僚集团的腐败，城乡民众对改革加重捐税负担的抱怨，统治者的合法性在知识阶层、绅商阶层乃至民众中进一步动摇；加之新旧价值观念冲突、社会整合危机，各种形式的民变此起彼伏，违法犯罪激增等等。【详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1840年后列强入侵，是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此后百余年的历史都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也影响了所有事件的发展进程。
    在社会大变动中，传统型民变渐次包含了新特征；新民变在一定程度上又染有旧色彩，在整体上呈现出社会转型期复杂多变、新旧杂糅的时代特征。 【详细】

革命党人有意利用灾荒后的社会动荡以及苛捐杂税引发的民众不满情绪，作为反清革命的契机，则为此类民变注入了某些时代气息。但民众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及心理准备，一旦遭遇困难，就迅即溃散。 【详细】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跟在军旗之后进入中国，国家地位边缘化，政治、经济、文化的冲突以教案的形式频繁发生。“反洋教”的降低并非因为清王朝的严厉镇压，而是时局和社会心理变动的自然结果。 【详细】

仅仅为改变自身地位而造反的传统民变中，也屡屡出现“新名词”。反叛者使用了他们所知的古今中外知识资源：如总统。【详细】

清末政治格局存在满汉矛盾 但满汉矛盾不是主要矛盾更不是唯一矛盾

有关汉族督抚多主立宪，满族亲贵反对立宪、反对速开国会等简单化、模式化的论说表述，不能说明丰富复杂的历史真实。在清末的政治格局之中，满汉民族、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斗争还是相当尖锐的，但有些问题并非仅是以满汉矛盾或关系能解释清楚的。其间既混杂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又有时人出于某种民族情绪的鼓荡激扬，满汉官僚间的矛盾被人为地扩大突显出来，略带失真色彩。清末京师有“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之谚。这说明，清末不仅有“满排汉”这一民族矛盾与斗争，还有“宗室排满，近支排宗室”这一满族亲贵的内部矛盾与斗争。此外，我们还应关注“汉人排汉人”的现象与斗争，不应将满汉民族矛盾与斗争突出为清末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矛盾与斗争。 【详细】

自清王朝入关至清廷灭亡，满族亲贵集权，满汉官员政治上不平等，满汉官员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与斗争，确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清末时人不能停留在杨度曾经分析过的“满人一闻汉人之论满人，则以为欲排去皇室”，而“汉人一闻满人之论汉人，则以为欲保存政治上之特权”满汉“两重之误解”之中，而当代的我们亦不可一见满族官员顾盼自雄，独断专行，即云其必怀满汉之念，欺藐汉员，更不可将某些历史事实一律不加分析地公式化为“满汉矛盾”。 【详细】

1906年进行中央官制改革时，清廷处心积虑地急欲收回袁世凯的兵权，命满人铁良为陆军部尚书，其中当然有满汉意识在作祟，但是统一兵权确为宪政改革应有的题中之义。清廷在宪政改革中的各种集权措施，并非仅是针对汉族地方督抚，而是针对所有地方督抚的。这体现反映的不是满汉官员的权力矛盾，而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在相当多敏感政治问题上，满汉官僚态度是一致的，有时反倒是满蒙督抚表现更为活跃，抵制意见更为突出激烈。【详细】

在第三次国会请愿中，军谘大臣、贝勒载涛对速开国会一事“极力赞成”，往返奔走……思联合各亲贵王公大臣联衔请愿”。虽赞成者“甚鲜”，但载涛却未气馁，准备“单衔奏请，以为国民后劲”，甚至不惜以“向监国以去就争缩短国会年限”。 【详细】

1910年春，军谘处通咨各省督抚，拟派参谋官到各省督理军务。东三省总督锡良（蒙古族）一改过去满蒙督抚不与汉族督抚联衔上奏的旧制，联合各省督抚电奏清廷：“督抚对于新军亦宜仍带兼衔，俾得节制调遣，以备变起非常，因机应付。否则，临时请命中央，诸多窒碍，封疆之责，督抚实难担任。”【详细】

制造夸大满汉矛盾是革命党为推翻清王朝政治统治的宣传手段和武器

革命派采取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方式来动员和发动下层群众，对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重要的途径就是用“排满”的口号来唤醒他们的民族情绪进而达到革命的目的。“排满”毋宁是革命者终结封建统治以及腐败满清政府的积极而有效的策略和手段。王坷曾言：“这就是，努力帮助民众回忆历史上清王朝统治者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甚至提出在中国建立汉民族单一民族国家的目标，以促使汉民族形成自己的民族意识，使民众从民族的角度产生对统治者的仇恨心理”。【详细】

一种思潮成为口号，则必然遮蔽掉字面底下的许多复杂意涵。反满主义尤其如此。
    处在以救亡图存为大前提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脉络中，“反满”，羼杂着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文明与野蛮，国族、民族与种族，等等各种复杂的题中之义。而这些“复杂”，正直观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多义与多歧。 【详细】

“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是一层很关键的论述。将“满洲”视为“异族”和“暴主”的联合体，因此，种族之辨成为变革国体与政体的根本理由。由种族议题的羼入和带动，帝制到共和的革命得以在短时间内爆发，并迅速获得成功。【详细】

第一层，当然是讲瓜分危机，分析此类叙述的意蕴：朝廷无能，必颠覆之方可救中国。这是晚清反满意识中的常见论调。排满重于排外在辛亥年不仅是言辞，也是实际行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变换了他们对于边界的定义。 【详细】

传统中国王朝更替过程中的“天命”之说，在辛亥年的这场现代革命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将讨满洲檄结集，订名“天讨”，本身就意味深长，有天命始终的意蕴在其中。【详细】

辛亥前后内涵与外延都无比繁复的民族主义中间，不仅有边界的区分，有意味深长的不同指向，还包括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详细】

四川人讲到对川人的盘剥，总督奎俊是为“满奴”，那么同样督蜀的汉人丁宝桢呢？在革命党人的论述中，丁氏督蜀亦有“千百年未见之苛条”，勒索商人，“真惨无天日”。汉官所为又如何能解释为“皆满虏之所致”？【详细】

明末清初，四川屠戮之惨，只讲“满虏”，却一语不提张献忠。这些符合了叙述逻辑的言辞，当然不是历史中全部的真相。【详细】

事实不清的叙事，是革命煌煌大义底下，有着如许晦暗无法宣之于口的矛盾。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