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高台铸荣光

红五军团在石城秋溪、龙冈、横江等地接受整编时，董振堂怀着新生的喜悦，认真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当时对红五军团改造的政策，是采取自愿的原则，愿走的送走，愿留的留下，有的还送到红军学校接受学习。因受到“左”倾思想“只要兵，不要官”的影响，许多争取起义过来的营连级以上干部被打发回家。对此，人们有议论。董振堂对这种做法当时亦有所不解。但还是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坚决执行上级命令，耐心做好被劝说回家的自己属下官兵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安心离开。认真查摆部队士兵的思想、纪律及作风改造建设情况。配合负责红五军团整编工作的同志努力把整编工作做好。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队伍的熏陶，董振堂由一个有正义感的旧军人，迅速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根据他的表现与要求，1932年4月经何长工介绍，党组织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战斗热情高涨。此时，红三军团正在攻打赣州，多次激战未克。于是红五军团受命前往助战，与红三军团一道着手第四次爆破攻城。董振堂指挥部队，棺材内装上爆药，炸掉了城楼和后面的碉堡及左翼的敌阵地，炸死敌营长李自林等200余人，随后董振堂亲率战士攻入城去。但因敌人阻击火力强大，后又撤出城外。敌人加兵救援，红军用火力封锁赣江上下游，把援敌堵截于赣江彼岸，红三军团抓住这一有利战机，猛烈再次攻城，沉重打击了守城敌军。

1937年3月，红军撤围赣州，不久董振堂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军团长。漳州战役战事吃紧时，红五军团奉命前往增援，此役初显红五军团英勇善战，在董振堂指挥下，俘敌1000多人，胜利完成阻击任务。1932年9月，水口战役打响，红一、三军团打得十分激烈，红五军团再次奉命助战，军团领导亲上战场，红五军团勇猛杀敌，声威大震。为此，在庆祝红五军团诞生一周年大会上，中央军委授予董振堂红旗勋章一枚。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红五军团受命担任突围西进的后卫任务，以英勇果敢的精神，完成了掩护大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又疾至湘江，阻击敌人对红军的围歼，帮助主力红军渡过湘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因战斗激烈悲壮，人员伤亡较大，其三十九师遭敌合围，未能渡江，红五军团部队战斗力由两师减到一个师。之后，红五军团又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过老山界来到贵州。在贵州，董振堂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董振堂和五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按照中央部署，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接连打了许多漂亮仗。在黔北，他指挥红五军团奋战五昼夜，顶住了四川军阀刘湘的整编师九个团，使红军主力部队迅速渡过赤水河，重占娄山关和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接着红五军团飞赴金沙江畔，坚守九天九夜，掩护全军安然过江。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敌人尾追堵截的圈子。一路上，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斩关夺隘，抢险飞渡，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红五军团响应党中央继续北上的号召开出会宁城。但当红五军团和四方面军到达靖远附近时，却接到张国焘西渡黄河的命令。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党中央，在这个严重的危急时刻，董振堂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沉着、镇定。为顾全大局，减少红军损失，他一边耐心地做部下的思想工作，稳住大家，一边把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和朱总司令作了汇报，使党中央及时掌握到了这一信息。但红五军团在张国焘的胁迫下还是渡过了黄河，开始了悲壮的西征。

西路军渡过黄河以后，红五军团改编为红五军。董振堂指挥红五军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并于1937年1月2日一举攻克高台城，但随即陷入了马匪军的重围之中。马彪等匪首以数倍于我的兵力，猛烈攻城。董振堂不顾个人安危，镇定自若地指挥战士们奋力反击。激烈的战斗从12日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一场残酷的巷战经过几小时的肉搏，敌人胆战心惊，尸积成山，我方也伤亡惨重，活着的为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只得带领剩下的战士且战且退至东城，钻进东南角的一个双层碉堡里坚守，欲阻止援敌，但未果。无奈之下，他只得带着身边的几名战士跳下城去，随即又陷入包围之中。他支撑着满是伤痕的身体，手举两把盒子枪，与敌人展开了最后的搏斗，毙数敌后，不幸大腿中弹。他站立不了即蹲下继续战斗，直到身边的战士全部牺牲，这时，他手中仅剩一颗子弹。为不让敌人生俘自己，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给了自己……

董振堂牺牲后，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追悼大会，深切悼念这位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英雄，并且决定将他的家乡河北省新河县命名为“振堂县”。

毛泽东对董振堂和红五军团作了极高的评价，曾满怀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赞誉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与参加过宁都起义的干部合影留念，并亲笔在照片上题词:“为创建新的红五军团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