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7年为《山水·人物》所写的自序中，费孝通明确地说这本书出版算是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就是创办《观察》的储安平先生。怀念《观察》，怀念储安平，或可说是追寻逝去的道德理想。

遥想当年“李闻血案”后，费孝通面对着白色恐怖，仍敢公开声明说，李、闻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可见其血性十足。所以，也不难理解费孝通在1957年能写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称为向我党进攻的第一炮！

不过费孝通自己也没料到的，当时红得发紫的他会由此而成为“右派”，所以，宣布时他大哭了一场，大笑了一场，一切解决了，他懂了，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情。

费孝通学术成就如《江村经济》、《乡土中国》无不出自青年时代，中年以后虽或不乏佳作，但那些曾经的皇皇巨著却是没了。造成如此状况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作为一位学者他和政治发生了太多的瓜葛。

“文革”结束后，费孝通复出江湖，一度担任高官，决定国家政策。不过我们仍能从他那些文字里感受到那颗滚烫的心，这颗心从《观察》开始就从没死寂。费孝通几乎成为《观察》撰稿人的一个典型，文人从政的另一个典型。

在《观察》诸多撰稿人中，与费孝通、储安平两位老乡完全不同的是钱锺书。钱锺书出生在无锡书香世家，父亲钱基博是国学功底深厚的大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的钱锺书对政治却一直避而远之，他似乎早早的完全看透，对政治冷眼旁观。他跟陈寅恪对待政治的态度较为相似。

而储安平则对政治始终兴趣浓厚，企图通过言论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用舆论思想影响政府行为，但个人又不愿完全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这让人想起了胡适、傅斯年等上一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之不同的费孝通是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他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愿意参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团中去的。像梁漱溟等也大致如此。

钱锺书与储安平属于旧相识，与费孝通关系更是不浅，钱、费两人像方鸿渐与赵辛楣一样是“同情人”——费孝通在大学时代曾经追求过杨绛，然而，落花有情，流水无意，杨绛却对钱锺书一见钟情。

在《观察》时期，钱锺书总共给杂志写过5篇文章，依次是《说〈回家〉》、《补评英文新字辞典》、《游历者的眼睛》、《杂言——关于著作的》，以及给储安平的一封信。这些文章完全是远离政治的简短学术随笔，在《观察》这份政论刊物上很不起眼。不过储安平却认为钱锺书是中国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学的人，他造诣的广博精深，允为同侪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风采，别具一格。

钱锺书向来对政治采取避而远之态度，他缺乏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的道德理想，在每次政治暴风雨前，他都能做出一副置身事外的超然姿态。他给自己散文题为《写在人生边上》，甘居一个边缘人的位置。他的作品中没有多少浮躁的尘埃，没有那些外在意识形态的强加，是一个纯粹为学问而学问的学者和作家，所以他从容地把自己的人生智慧全部融进去。

钱锺书对政治的态度让他在1957年没有落入“右派”行列，虽然在时代的腥风血雨下也多少受到冲击，但是貌似文弱的他生存能力却大大优于其他《观察》同人，依然能躲在锅炉边看他的书。

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思想界疲软，启蒙精神逐渐弱化，让钱锺书成了一个热门人物，电视剧《围城》热播更让他作为文学家家喻户晓。但钱锺书似乎从来就是拒绝露脸的世外高人，正如他的字——默存，要不然也说不出“吃一个鸡蛋感觉好，没必要把这只鸡也认识”的通透之语。

钱锺书一生无党无派，他“难得糊涂”地活着并长寿，超然物外却又名满天下，这是储安平与同时代的《观察》撰稿人所难以达到的。

（本文摘自《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周为筠著，金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