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旗背景:挂洋旗躲避兵匪官霸

清末民初，黄瑾莹家是活跃于重庆的大资本家，经营棉纱、匹头、山货、钱庄、煤矿和轮船等生意，资金积累达四五百万银元。黄瑾莹父亲黄锡滋不结交官宦，更不同军阀发生关系，主要利用拉亲戚、认亲家等方式，选送心腹进入商会，希望撑起自己的商业王国。

1920年冬天，黄家创办福记航业部，买进“嘉定”旧轮一艘，航行于长江宜宾到泸县段，初衷主要是自运商货，为川江下游载货运输，后卖掉“嘉定”轮，买进福源、福来、福同大小轮船三艘，行驶重庆至宜昌航线。

黄家轮船在行市疲滞时，多装运别家货物，行市快销时，主要装运自家货物。经营7年，获利31.6万两银子，当初轮船购买本金也不过10余万两。黄锡滋看准了川江航运这条“黄金之路”。

当时四川军阀割据，重庆是唯一的大商埠。军阀打进退出、城市易主频繁，个个都伸手要钱，抓船打兵差更是家常便饭。此时，黄家商会势力也帮不上忙。无奈，黄锡滋通过亲戚、重庆海关帮办童继达与法国人取得联系，协商在轮船上悬挂法国旗，寻求保护。

挂旗内幕:洋行合资合同阴阳两份

南岸董家桥21号是一栋一楼一底的别墅，青砖灰瓦，筑在高高的石基上，房前有片小院落，大门呈弧形内凹，是重庆开埠时期法国洋行高级职员的住所和活动场所。虽已破败潦倒，但高贵、优雅的贵族气息仍依稀可见。

就在董家桥21号，黄家与法商永兴洋行谈妥合作条件:成立聚福洋行，贯以“法商”二字对外；法国人不参加经营管理，不问盈亏；聚福洋行每年致送法方“挂旗费”银子3万两，按月支付2500两。

黄瑾莹说，黄家轮船从此摇身成了法国商船，航行川江。当时社会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挂法国旗后，果然多赚了不少银子。好景不长，1927年，黄家三艘轮船行驶上海，修理兼避兵差。停修期间，法国政府突然提出，永兴洋行与聚福洋行合作不合法商对外投资规章，法商应有1/3股份才算合法组织。否则，不立案注册，法方不给予保护。

法方扣留黄家轮船，黄家被迫同意改组聚福洋行。经过讨价还价，重新订立了章程，吉利洋行改替永兴洋行出任法商代表，法国人沙礼出任法方经理。法国人不愿现金入股，仅将重庆、汉口部分地皮、房屋等不动产折价7万两作股本。随后，中法合资的法国聚福洋行正式向法国外交部备案。

实际上，双方还缔结了另外一份密约:法方1/3股额是假的，聚福洋行没有法方地皮、房屋所有权的变卖、抵押及其他处置权项。法方不享受洋行股份盈利分配的权利，不负亏损责任。双方实际履行的唯一条款，依然是每年付给法方“挂旗费”3万两。

密约是在1927年11月26日签订，随后每隔两三年续订一次，直到1942年结束。聚福洋行除按月支付“挂旗费”，还得供应吉利洋行总经理罗德和、法方经理沙礼等人生活开支。沙礼每月支取千多块银元的薪水，还要索取云南漂烟、白兰地名酒和零星生活费用。

黄锡滋为巴结好法国人，还把法国驻渝领事迈达接到几百米外的南岸玄坛庙住所居住，认其老婆作干女儿。抗战爆发后，黄家还在自家屋顶铺上法国旗，以保护家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