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布的“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明确指出，“建立部队等级制度，是部队正规化的必要办法。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等级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生活严肃，而不是使上下级隔膜，不是培养军阀主义”。“我军生活平等的原则，并不因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改变”。这个训令还强调“由于我军军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人人有可能无限上进。因此，等级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证上进者有系统的提升，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中工农出身的军人，只能长至准尉为止的弊病。”在这个训令还对军衔的评定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

此后，八路军总部又颁布了“八路军编制表”，明确规定了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分为6等16级:6等即将、校、尉、准尉、士、兵；16级即将分为上将、中将、少将3级，校分为上校、中校、少校3级，尉分为上尉、中尉、少尉3级，准尉1级，士分为上士、中士、下士3级，兵分为上等兵、一等兵、新兵3级。八路军的军衔。这个基准军衔，基本是比照国民党军衔等级制定的。

根据评定军衔训令和编制表的规定，八路军领导机关和八路军、新四军一部分正规部队开始进行了评定军衔的工作，包括当时的东北联军也为评定军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时部分单位评衔的基本标准是:师长、副师长一般可评中将军衔；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可评少将军衔；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可评上校军衔。在这次授衔规定颁布之后，经过初步的评定，我军的一部分将领已经被授了军衔。如，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被授予中将军衔；第一二○师参谋长周士弟，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均、副旅长王震，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等被授予少将军衔；第一二○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第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第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第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第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第七七○团团长张才千、支队长宋时轮等都被授予上校军衔。

在我军初期被授予军衔的人员当中，有一名外国女性，她就是法国哲学博士王安娜。

这位博士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在德国的时候积极从事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并因此而被捕入狱过，后来她与一位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了婚，并随丈夫来到了中国。王安娜的革命行为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许。在刚刚实施军衔制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表彰王安娜的反法西斯行为，决定给她授以军衔。1939年4月，周恩来亲自为王安娜女士授予八路军少校军衔，并安排她负责从重庆到贵阳的“红色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是专门用以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药品和物资援助的。

我军在这一时期接受军衔的部分军官，大都是需要经常与国民党军打交道的，或搞统战工作的人。而大多数单位因斗争环境的限制没有展开评定军衔工作。所以从总体上说，这次授衔工作并没有真正实施。

我军第一次授衔工作之所以没有真正实施，主要是抗日战争进入了相当艰难的阶段，实行军衔制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当时，由于蒋介石的联共抗日完全是被迫的，所以，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国民党表现出来的是“假抗日，真反共”的政策，毛泽东曾分析说“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非但如此，从1939年12月至1941年3月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国民党放着侵略中国的日军不打，却动用大量的武装接连向坚决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两次进攻，他们企图利用与日本人配合的方式消灭共产党的力量。正是由于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极端困难的状况，“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人口由原来的1亿人下降到5千万以下，而我军也由原来近50万人的规模减少到了只有30万人的水平，尤其是我军的经济方面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在这种条件下，显然实施军衔制是不可能的了。

1942年4月24日，党中央作出了“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关于军队中干部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我们认为等级军衔之划分与否，各有利弊。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亦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间团结……”至此，从1939年4月2日起至1942年4月24日止，我军的第一次授衔工作在经历了三年时间的尝试之后宣告停止。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为军事斗争工作的需要，曾进行过临时性的授衔。当时，随着抗日战争宣告结束，由抗战带来的一些工作也等待着处理。1945年9月，驻扎在我国东北的苏联远东红军向我军提出，要求我军派出负责人到沈阳去与之配合行动。当时苏联红军是实行军衔制的，而我军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了工作方便，毛泽东主持专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6个人前去，并临时决定，给这6位人员授以军衔，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为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莫春和为少校军衔。并且，他们的军衔任命书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无疑，这只是一次临时性的授衔，而不是正规的制度化的授衔。

我军历史上的另一次临时性授衔，是1946年为我军派往各地的军事调停处的代表进行授衔。当时，为便于我方代表与国民党的代表进行平等工作，对部分人员进行了临时性的授衔。如当时驻沈阳的我军代表饶漱石被授予中将军衔；驻四平的我军代表耿飙、驻本溪的我军代表许光达、驻太原的我军代表陈赓、驻徐州的我军代表韦国清等人都被授予少将军衔；驻淮阳的我军代表韩念龙、驻德州的我军代表符浩被授予上校军衔。由于是为工作之便而进行的临时性授衔，这一工作在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之后即自行停止，被授衔军官的军衔也就随着工作的变化而自动取消了。